而对于正在长安城中的周淮安来说，这一次撤军就没有多少之前的杂音和异议了。毕竟在宣示过随时可以重新归来的肌肉和力量，又得到对方变相的低头服软之后，再没有必要更多纠缠下去了。
比较让人惊讶或者说是惊喜得是，愿意追随太平军南下的长安士民百姓，可比原来预期的要多了多。除了那些被打成一片废墟或是残败不堪的城南数十个坊区之外，甚至还有来自中城、北城方面的人士。
因此，为了将这些相对特色和优质的人力资源，比较稳妥的转运到南方去，太平军也不得不放慢了相应撤军的进度，而将各种车马运载工具都尽量腾挪出来，以协助这场关内前往山南的大迁徙。
毕竟，在古代任何一场大规模迁徙行为都是通常意义上的人道灾难。在这个时代野外得行路上并不缺少毒蛇猛兽和盗匪乱兵、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也不乏在饥寒交迫之下内部争夺生存资源造成人相食之类的内耗。需要进行有效的组织和保护，才能将相应得损耗和减员控制到最小程度。
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所做的诗作《三绝句》，对此有过专门的描述：“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期间究竟发生了何等的惨剧使然，令人可想而知却又不寒而栗了。
然后正所谓是搬家穷三年，更何况是穿州过县翻山越岭的长途迁徙之后，在完全陌生的异动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几乎足以让任何殷实之家为之赤贫了。所以为了确保最大效率的利用起这么一批人力资源，也需要善加以周密的安置和分派，所需要的资源和场所营造也会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像是长安这座大都会里出来的百姓，一刀切得让他们去屯田是太过浪费和低效的事情；来自后世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所导致的惨剧，就是最好的说明了。相比之下，在编管地短暂过渡的分门别类之后，让他们去从事这个时代已经萌芽并且颇为发达的城市手工业和服务行业，反而是一个较好得选择。
毕竟是天下第一都会和首善之地，相对士民之中的学识和见闻水平远高于其他的城市都邑。同时还可以打破旧有得藩篱和传统，重新构建一个在太平军主导下相对积极先进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关系结构。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重要得政治风向标，和人心向背式得宣传素材；毕竟，相比之前零敲碎打得主动逃亡或是有偿得置换人口，这次可是从上京长安之中主动追随太平军迁移出来得成千上万百姓，其本身所代表政治意义和影响力也不是其他地方可比得。
用吕岩、贯休等人恭维和吹捧的话说，这就是比拟三国时“后主（刘备）出荆州，百姓泣相从”的历史典故相提比论的大善大德之政。然而，接下来他又接到了一个新的报告。
“什么？发现了跑到城南来窥探的河阳军将李罕之一行？还号称想要拜见我？”
周淮安略带惊讶道：然后又心瞅这位曾经在潭州城下吃了败战，还差点被捉住“五代吕布”，如今特意跑来见我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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