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来，京师的满汉八旗都不愿意出征，因为他们可以坐享东南的供应，而西北据说都是穷山僻壤，就是打赢了敌军也抢不到什么好东西。而这次八旗上至王公，下到旗丁都压倒性地赞同出征，因为四川据说非常富庶，很多汉人都称四川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称呼，食物精美、充足，出征完全不用担心吃饭问题，又盛产珠宝，要是卷一包玛瑙、翡翠、宝石或是象牙回来，那就连子孙的家产都挣出来了。因为充满了对横财的渴望，大家顿时都记起了君父之仇，一个个都咬牙切齿地要替先皇报仇——鳌拜倒是认为这是个好现象，八旗有这样的斗志总比整天想着在京师享福好。
索尼思索了一下，点了点头，和鳌拜一样，那种“邓名之所以能够猖狂，就是因为八旗没有认真地对付他”的言论同样被索尼所赞同，因为这关系到八旗的骄傲和尊严，也是他和鳌拜都深信不疑的真理。不过作为皇太极创业时代起的一批人，索尼和鳌拜多了一层遏必隆和苏克萨哈没有的谨慎，这也是鳌拜提出要杰书先去山东锻炼一圈的原因。
现在攻击四川的呼声越来越响，等到山东于七乱事平定后多半就会整体提出向四川用兵，如果攻打四川的富庶能够不用朝廷长期转运粮草、收益还能够弥补朝廷的支出的话，索尼和鳌拜甚至找不出来理由说服自己不同意这个为君父报仇、一劳永逸解决长江流域危机的计划。
“让安亲王也去吧。”索尼补充了一句，他觉得即使都是宗王，也不是没有分而治之的方法，只要辅政大臣用心，总有将其分化的良机。
当然这事不能明目张胆，现在既然王公们有意修复和太皇太后、辅政大臣们的关系，而太皇太后也私下里表示要做出积极反应，那就用要利用好这次的四川讨伐战。索尼已经决心支持让康亲王或是安亲王出任下次四川讨伐战的主帅，那么让他们都事先锻炼一下，熟悉下军务的实际操作最好，到时候朝廷也可以通过他们二人在山东的表现来确定具体的人选。
“让李国英也去。”索尼又加了一句，虽然李国英是川陕总督，不过既然他在北京，那让他临时去给亲王当个参谋还是可以的，除了让他们彼此熟悉一下外，索尼也打算近距离考察一下李国英的真实水平：这次军中朝廷眼线密布，要是李国英真的不堪重任，索尼也不会无条件地支持他。
然后再挥师西向，有了这次的锻炼和配合后，讨伐邓名的损失就会更小，战果会变得更加丰硕。
胜利总是能消除分歧、化解矛盾的，朝廷和战士都得到大量的缴获收入、足够不少人夸耀一辈子的战功、向天下人展示了宗王和辅政大臣的团结，和这些好处一比，为先皇报仇的好处好像都是此次四川讨伐战的添头了。
胜利让人心情愉快，让所有人都得到赞誉，而到时辅政大臣们就可以站在太皇太后身旁分享荣光。无论是索尼还是鳌拜，都觉得这样一场胜利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彻底摆脱康熙一案来的阴影。
增兵山东的决议就此有了雏形，等索尼和鳌拜联手向太皇太后提出，并得到其他两个辅政大臣的支持后，很快就会变成朝廷的正式决议。而此时远在山东，还在期盼清廷招安的于七肯定没有想到，前去进攻他的清廷大军会急剧膨胀为数万八旗，甚至还会由亲王领军——他绝对猜不到他居然会受到清廷这样的重视。大规模的兵力就意味着大量的花费，亲王出征的仪仗、排场非同小可，再说这几万八旗兵的开拔费、事后的赏赐也不是一笔小数——山东没有什么东西可抢，于七自己积蓄起来的家产即使再多，肯定也满足不了亲王加上几万满汉八旗人的胃口。
顺治亲政以后，敛财这一项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各省的藩库都由中央派人去负责，结余统统送往北京；每次有大规模战事的时候，顺治都以此为借口想方设法克扣一些给王公的赏赐，谁要是不识抬举，顺治就毫不犹豫地废了他，比如现任康亲王的大伯。顺治平时也常常拿洪承畴经营的五千里防线说事，逢年过节的赏赐一律从简。
这样短短几年，清廷的国库里就积攒下了够全国使用四、五年的积蓄。对于这个成绩，辅佐顺治的索尼、鳌拜也是很得意的。有了这笔积蓄就能让清廷的内政更加灵活，进行必要的免税以免激起大规模民变。即使是顺治死后，辅政大臣依旧想延续由中央直辖各省藩库的政策。根据原本的计划，索尼和鳌拜准备在五、六年以后，为清廷积蓄下可以供全国十年正常开销的积蓄来。
清廷毕竟是以小族临大国，索尼、鳌拜这两个从努尔哈赤时代挣扎过来的辅政大臣都有很重的危机意识，在竭力分化瓦解汉族的团结，对吴三桂等合作者恩宠有加的同时，他们仍担心会爆发一场全国性的汉族抵抗。这一笔积蓄能够让清廷在骤然失去大片领土的情况下，依旧有足够的财力进行镇压，能够保证继续收买绿营将领的忠诚。如果万一关内局势不可为，他们也能带着一大笔钱财退出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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