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就是我家，”三人停在小院子门口，
青砖院墙爬满凌霄花，朱漆门楣上“诗礼传家“的匾额已褪成檀木色。
转过万字纹影壁，天井里那株百年银杏正筛下细碎金光，石案上未干的《灵飞经》墨迹在蝉鸣中微微颤动。
穿堂风掠过回廊，惊动檐角青铜铃铎。东厢房的雕花槛窗半开着，可见紫檀书架上层层叠叠的线装书，书脊上烫金的《昭明文选》《杜工部集》字样在浮尘里若隐若现。
廊下青瓷缸中养着几尾锦鲤，尾鳍扫过水面时，搅碎了倒映的云影天光。
西墙根那架木香花开得正盛，雪白花瓣落进乌木棋枰的纵横纹路间。
老翰林常坐的藤椅还摆在紫藤花架下，扶手上搭着件石青色杭绸长衫，衣襟处墨渍晕染的山水隐约可见。砚台里凝着隔夜的宿墨，一枝狼毫斜插在哥窑笔洗中，笔尖残红犹带《瘗鹤铭》的苍劲风骨。
中庭月洞门后传来稚嫩的诵书声，垂髫小儿正踮脚去够多宝阁上的《佩文韵府》。
私塾先生正在院子泡茶自饮，看到客人进来，赶紧拄着拐站起来。
“老陈，这几位先生说来拜访你，我就把他们引过来了。”老妇人说。
“好的，老太婆，”说话间先生赶紧示意客人入座。
徐复和陈奇站定，没有马上入座，自我介绍起来。
“我叫徐复，他叫陈奇，我们是做货朗买卖的，听老夫人介绍，慕名而来，冒昧来打扰先生。”
“欢迎！欢迎，不打扰。”陈先生说。
两人入座，两杯清茶已斟满，他俩端起，品了一小口。
“好茶，这是上好的明前茶，”徐复说。
“是的，这是我们传统手工制作的清明茶，采摘于清明前的高海拔山上。山上的茶树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就在这个大山里的一个盆地上。”陈先生用手指了指后面的大山。又补充说。
“名字叫成功坪，海拔有600米左右。”
“哦，那很好，高山有600米海拔，是能产出理想茶的地方。”
“这山，一年中二百多天的云雾缭绕，”说完这话，又给每人斟了一杯茶。
“这茶叫什么名呢？”陈奇问。
“我们本地人叫它一一盘古茶。”
“这名字好。又久远，又是当地的大山名。”徐复说。
“先生的腿是怎么了？”
说这话时，老夫人正好端来一盘炒花生，于是这个话说。
“他的腿是，前几年茶梓圩运动，他上讲台讲课，被保安团的丁兵推倒后打伤的，感染了切掉的。”
“别乱讲，”陈先生赶紧制止夫人。
“是自己跌伤的。”陈先生思索回到了两年前的上午。
1928年暮春的茶梓圩戏台上，陈望生攥着油印的《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青布长衫被江风吹得猎猎作响。台下挤着两百多乡民，前排戴毡帽的米行伙计甚至能看清他袖口的补丁——这是位刚从省城被“礼送出境”的进步教员。
“诸位父老！《建国大纲》第八条明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
陈有生的声音在戏台雕梁间回荡，惊起檐角几只斑鸠，“可昨日县党部查封农会，今日保安团抓捕工人纠察队，难道孙先生遗嘱已成空文？”
话音未落，戏台两侧木梯咚咚作响，五名挎着汉阳造的保安团丁冲上来，领头的赵队长一脚踢飞他手中的小册子，纸页纷飞如清明祭奠的纸钱。
这本是陈有生最后的护身符。三个月前省城清党，他因组织学生声援济南惨案被通缉，辗转逃回赣南老家。
昨夜听闻保安团以“整顿治安”为名抓走七名农会骨干，他特意翻出国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试图用白纸黑字对抗黑洞洞的枪口。
“放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第三条写得清楚——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死刑！”赵队长抽出驳壳枪顶住他额头，台下人群霎时死寂。
陈有生瞥见前排老塾师缩进人堆，想起上月邻乡教师因议论“宁案”被沉潭的传闻，喉头涌起腥甜：“去年汉口日租界屠杀工人，诸位可还记得？如今济南又添五千冤魂，国民政府却要与日人‘亲善’......”
“砰！”枪托重重砸在腰椎的闷响打断控诉。陈有生踉跄退到戏台边缘，背后是两丈高的青石台阶。
赵队长扯过他衣领狞笑：“共党分子也配谈三民主义？”话音未落猛然发力，单薄身躯如断线风筝栽下戏台。左腿胫骨断裂的脆响混着人群惊呼，未燃尽的线香在血泊中烫出焦痕。团丁们冷眼看他蜷缩呻吟，赵队长踩着散落的《建国大纲》残页啐道：“按《清党条例》，赤化分子可就地正法！”
当夜，乡民抬着陈有生闯进县公署求医，却见布告栏新贴《严禁赤化刊物令》，“煽动阶级仇恨”的罪名下赫然列着他的化名。
县党部秘书隔着铁栅敷衍：“是否违禁需待省党部核查，医药费自行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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