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走近那幅画，这次我把观察的重点放在了画框上，于是我更加确信，墙面上的这幅画，是被人替换走了。
首先，一幅价值不菲的名画，应该不会用可手动拆解式的画框吧，而且这画框与手机照片上的画框明显不同。其次，因为油画的特殊性，它的画框一般不使用玻璃画框，如果是长期悬挂，油画表面或多或少也应该有些积灰，但是从画框和油画表面，我都没有发现积灰，明这幅画是才挂上去不久。
看着手机上的照片，我心里思索：“那么之前的画框呢？这么累赘的东西，凶手显然不会带走，那么肯定就藏在犯罪现场。”
于是我叫来几个勘查人员，让他们帮忙寻找照片中的画框。很快，在内阳台的角落里，发现了照片中的画框，从拆卸痕迹来看，很新，应该是刚刚拆卸不久。而且这个地方，存放着很多的画框，那么可以断定，现场挂的这幅画所使用的画框，就是在这里获取的。
我又在作案现场转了一下，看了看酒架上打开的红酒，这酒已经喝掉了一半，味道上也没有什么异样，从死者口中的酒味推断，估计他生前喝过这酒。现场没有使用过的酒杯，但是酒架上有两个玻璃杯子明显有水渍，估计是凶手在作案后对杯子清洗过。
看到这里，我向老吕问道：“死者的死亡时间法医做出了判断吗？”我其实心中也有一个判断，但是我希望能与更加专业的法医进行比对，以确认我判断的正确性。
“大约在今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
我点零头，看来我的判断与法医相差不大。但是这就有个问题了，两个男人在深夜相见，还喝过红酒，这让我有些纳闷。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最初的判断，难道凶手是个女人？
想到这里，我又看了看死者的浴袍，于是来到死者的卧室，仔细检查了他的床铺，终于让我发现了一点意外的线索，一根长约二十厘米，未染色，自行脱落的头发。
这种长度的头发显然与死者的短发不相符合，虽然现在不能证明这根头发就是凶手留下的，但是也不能否认这不是凶手留下的。
我将头发交给老吕，并要求对其做dNA的检测。
老吕将头发交给证物组的同事，并问我：“你不是推断凶手是男人吗？这么长的头发，你不要告诉我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男饶，而且这个男人还将这根长头发掉落在了死者的床上。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我低头不语，因为我的想法很荒谬，但是这也是我唯一能想到合理的解释。
此时一旁的唐振国道：“有这种可能性，我曾经在边境生活过一段日子，经常遇见留着长发的男子，其中有一些还是同性恋。”
我抬起头，笑着拍了拍唐振国的肩膀，因为他的，正是我那荒谬的想法。
老吕听了唐振国的话，有些哑然，因为他无法反驳，也有些无法接受。或许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对同性恋这个词的接受度都不是很高。
我对作案现场的勘测已经结束，警员们仍然在继续寻找可能出现的证物，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而推进破案的进程。
当然，作为警方的咨询侦探，在每次案件的现场勘查结束后，我都会向老吕汇报一下我的侦破思路以及对案件的推理和假设，这次也不例外。
站在楼道口，我四周看了看，围观的邻居此时都已经离开了，应该是被民警们强制要求离开的，因为民众的好奇心总是那么旺盛，如果没有一个强制令，他们估计能从头到尾的观望。
老吕拿出烟，给我和唐振国一人一根，刚刚点上烟，夏就拿着一个本子急匆匆的跑到了我们面前，一脸傻笑。
老吕嘴里衔着烟，吐词有些不清楚的对我道：“这子过完年看来是醒悟了，是要向你学习刑侦技术。”
我笑了笑，目光落在夏手里的本子上，然后对他道：“怎么，你还准备像开会一般记笔记啊？”
夏露出一排整齐又稍显淡黄的牙齿笑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
不无道理，我没有反驳。
叭了一口烟,我直接进入正题道：“从现场勘查结果，我首先推断一下凶手的动机。一张出自名画师之手的画被替换，那么这次行凶的目的肯定与这幅画有很大的关联。那么根据这幅画，又衍生出了这么一个怪诞的杀人案，可以肯定，作案者的思维与常人不同。我现在梳理一下凶手的作案手法。首先，凶手来到死者家，必定是带着那一幅赝品的，像死者这种爱好字画的人，看到别人手里拿着一幅画，必定会好奇的要求看一眼。如果他看到这幅临摹的未成品，凶手要如何与其解释呢？我有一个猜想，那就是持画的人本身就酷爱临摹名画，而且死者知道他有这个爱好。这幅奇怪的画不会引起死者的猜疑后，第二步就是如何让死者重度昏厥并实施盗窃和虐杀？所以喝红酒是关键。两个人在深夜，不会平白无故的喝红酒，除非两饶关系很不一般。从床上发现的头发可以猜想，这两饶关系的确不一般。不过凶手在这里到底是女人还是同性恋者，就需要在后续调查死者的社交范围时去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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