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官制，徐清自然思考了许久，体制性的改革，最容易引起颠覆性的后果，毕竟朝廷，也就是所谓的政府掌握着最高的权利，若是有一个误差，那么危害的将是整个宋朝，这还算是好的，若是这个制度设计的没有什么缺陷，只是勉勉强强，百姓也能接受，那么这个制度危害的将士成百上千年。
毕竟设计制度简单，但若要打破制度却十分的难了，一套繁琐的制度建立起来，就很难摧毁，若要摧毁便只能毁灭这个国家才能做到，可是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又哪里是那么容易毁灭的呢？尤其是如今的宋朝，除非国家从内部自行解体，外力想要打破如今的宋朝，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状况下，只要徐清设计的制度有问题，那么就会给未来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带来影响，甚至改变中国的思想与文化。
就如同秦始皇统一中国一样，在此之前，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大一统的思想，封邦建国，在一个天下之中，诸侯王才是各自的实际统治者，中国也被分为上百个国家，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的一系列的制度，并在汉代的维系下，这才让中国人对于大一统有着刻骨铭心的印象，这便是建立一个制度的重要性，所以徐清在设计制度的时候也是十分小心的。
首先，这套制度必须符合现在的社会发展，不能太过超前，这是徐清最需要考虑的，孙中山用现代国家的体制去在清末建立一个中华民国，其结果就是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世界之中，直到新中国的建立，这才解脱出来，究其原因，便是因为这套制度太过超前的缘故，那时的中国文盲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部分人都只读过一两个字，剩下的百分之十当中，大部分也都是小学文凭，真正的硕士、博士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对于现代的宪政制度更是没有任何的概念，在这种状态下，硬生生的拉扯起一个民主政权来，其结果也几乎是必然的了。
所以徐清是绝对不能犯这个错误，下放权利当地方可以，下放权利到大宋的子民也可以，但是这权利一定不能多，不能阻碍到朝廷的决策，这是徐清首先认定的，所以对于地方的设计上，他采取了地方衙门县令、知州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由通判作为副手辅佐，兼监视县令、知府行动的设计方式，给予知州最大的权利，当地官员的提升，也将由知州与通判来一起决定向朝廷进行推荐。
推荐过后再由吏部来进行审核，通过这种方法，释放一部分升职的权利给地方官，让他们可以对地方上的官员进行封官许愿，提高当地官员的积极性，然后再通过吏部来进行筛选，从其中把差的挑出来排除出去，尽可能保证官员系统的纯洁性，为此徐清还定下了谁推荐谁负责的条令，凡是经过主官推荐的官员若是出了事，那么推荐官就要受到连带责任，以此来杜绝当地主管官员随意推荐，以举才之名，行贿赂之实。
而在地方上，则将原本县尉拆解为刑名（法院）、保甲（公安）两个机构，一个负责审判罪人，一个负责保护当地的治安，县丞这个原本负责当地粮草的机构则被拆解为经济司、农业司、蒙学（教育）、防疫司、水利司这五个部门、分别负责当地的经济发展，农业发展，教育，疫情控制和水利发展，这些部门对于现在的地方衙门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优先进行设置，然后将原本只停留在州一级的三司派到县上去，将税款从单一税款改为国税和地税，其中地税缴上来的税款归当地直接使用，无需押解中枢，国税则是直接上缴给中枢，归中枢统一使用，其比例大概在三比七左右。
这样一来，地方官的权利就扩大了许多，有一些小事地方官完全可以不经层层批报便完成，如此便可节省大量的时间，而在州一级上，也跟县一样，一大一小两个主官共同负责一地行政，相互监督，各部门则听命于主官，税款也分为地税和国税，以此来扩大地方上的财政，方便地方官行事，也减轻朝廷的负担。
不过即便如此，朝廷的负担依旧很大，许多沿海的县在这三成的税赋之下，或许能够把许多事情都处理完毕，可对于许多贫困县来说，三成的钱实在是不够用，连修一条路都十分困难，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徐清又把国税中抽出一部分作为路税，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省税，直接把这笔钱放到了路这一级衙门中，若是州和县没有钱又需要用钱，且数额不大，便可以通过向上一级行政单位进行申请直接，在经过审批之后直接拿到这笔钱，如此一来便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经过这两重筛选之后，剩下的问题就会少掉许多，这样一来，处理事务的效率，自然是大大增加了。
除此之外，对于各级的议事厅机构，徐清并没有进行大范围的更改，他们的权利与原本几乎不变，只负有监督的权利，没有驳斥的权利，徐清的这一决定自然引起了许多民间的不满，可这也是徐清逼不得已的决定，毕竟若是这个时候给他们权利，徐清实在想不到这个社会情势到底会如何发展，面对未知，即便是徐清这个过来人，他也很是害怕，所以他在最后权衡之后，还是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现如今改革官制最为重要，像这种会触及改革成效的事情，徐清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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