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他妈狗屁！1953年你就被提拔上正县级干部了？到这时候了，还敢在这儿吹牛！”工作组长悲哀地吼了一声，“看来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了！上去给我打！往死里打！我就不信打不出一句真话来！”
旁边三个小青年一下冲上去，向杨学山挥动拳头就揍，还抬脚踹杨学山。
那个年代法制还不健全，逼供信经常发生。
杨学山眼疾手快，抓住冲着自己脸打过来的一个人的手，一拧，然后对准背过来的屁股，狠劲踹了一脚。
这一青年随即“咚”的一声，一头撞到了对面的桌上，然后捂着被撞出血的鼻子痛苦地叫了起来：“哎哟，我操！这么大手劲！”
那两个看见同伙被杨学山一抓、一拧、一搡就呜呼哀哉起来，赶快退避三舍不敢再对杨学山放肆。
看到三个小青年不敢再上前对杨学山造次了，工作组长赶紧对那三个小青年招手叫停道：“好了！好了！”
杨学山正了正衣冠，说：“赵丙乾组长，还是有话好好说！别跟小孩似的毛手毛脚的！”
赵组长不得不点头让杨学山继续说。
杨学山不紧不慢地继续说：“1953年，我被任命为南方省贵县糖厂的压榨车间的书记，当时糖厂书记是正行署级干部，车间是正县级干部。所以说，我1953年就提到正县级了。按级别，我现在当副县级的林地所的所长比我1953提拔为糖厂压榨车间书记的正县级还差着整整一级呢！”说到这儿，杨学山顿了一下，更有力地说，“我现在当个副县级的林地所的所长，就看着红眼了？我跟你毫不夸张地讲，不是为了改变咱家乡太行县的贫穷落后局面，从南方省调回太行县，我现在的官肯定比正县级还要高！……”
赵丙乾组长斜着个眼，不服地打断杨学山说：“县级干部都装不下你了？还比正县级还高？你口气还不小！”
“你还别不服气！南方省上上下下都是我们南下干部！我回来的时候，我的领路人就不让我回来！我工作的那个县的县委一书记也想方设法拦住我不让我回太行县。”说到这儿，杨学山不屑地瞥了赵丙乾一眼，又说，“还以为跑到太行县跟你们来抢官来了？我是舍弃个人的官爵，才回到咱们太行县治理咱们县的贫穷满后面貌的！见我当副县级的林地所的所长，认为我发家了？发家发大份儿了？可从我的仕途发展看，我来到太行县，我损失大了去了！老子要是一直在南方省作官，当一个小小的县级干部算个屁！”
“哟哟哟！看把你能的！”赵丙乾撇着嘴，歪着身子，一副蔑视杨学山的样子。
见赵丙乾一副小人落井下石的样子，杨学山轻蔑看着赵丙乾继续说：“你也是太行县人。你不是不清楚，文革期间，我是被打倒的对象，是被关进黑屋的整治对象。我没有发言权，怎么他妈的颠倒黑白地说我靠造反起家的？哪个造反派听我的了？我指挥那个造反派了？我天天挨批，甚至多的时候，一天挨好几场批斗，在西关沙滩上开的十几万人的批斗会时，你可能也参加了？你没看见我站在台上被批斗吗？造反派听我说过话吗？现在我怎么又成了 ‘三种人’了？我始终是被‘三种人’打击的对象！你说话能不能实事求是一点儿？”杨学山越说越觉得冤枉，不得不停下来，缓口气，继续说，“你在太行县混了这么长时间，你没听说，我这个林地所的所长是我上访后，中央有关部门给太行省有关组织部门写信，要求严格按照落实中央干部政策，恢复我的县级领导干部职位的事吗？我这可不是信口开河！不信，你可去太行县组织部调看这封信件。如果我以前不是县级干部，中央有关部门能给太行省有关部门写信恢复我的县级领导干部职务吗？你以为中央都是傻子啊？到那儿你说什么，人家就听什么？不是精英能混到中央去吗？一看你说话的表情，人家就知道你肚子里有几根蛔虫！”说到这儿，杨学山停了一下，继续说，“说我坐直升机上来的？我跟你说，赵丙乾，我从南方省调到太行县，是降了我近三级安排我到林业科当的一个副科长！我是从一个掌管农林水三个部门的副县级的领导降到一个科的，而且还是一个不起眼的林业科的副科长的！说我从直升机上跳伞下来还差不多！”说完，杨学山对赵丙乾不屑的使劲“哼”了一声。
赵丙乾听到杨学山旁敲侧击的话，不自在起来。
杨学山接着又说：“赵丙乾同志，你知道吗？我这个副县级的林地所所长的职位可不是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我要不上访反映压制我十多年降职近三职使用的情况，中央如果不来信督促太行县为我落实政策恢复我十多前的县级领导干部职务，我如果十多年前不是县级领导干部，太行县能给我安排这副县级的林地所的所长的职位吗？也许你不清楚。接到中央有关部门的信，太行县当时并没安排我当林地所的所长，而是让我当太行县的水泥厂的书记。太行县的水泥厂是个什么级别？”没等赵丙乾回答，杨学山直接回答说，“才是个股级！”看到赵丙乾被说成闷葫芦一个，杨学山又继续说，“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我不能去水泥厂工作，才把我安排到林地所的。而且，开始的时候，没有安排我当林地所的所长，安排我当林地所的副所长兼林场书记。后来，在我坚持要彻底按照中央来信恢复我的县级领导干部职位的要求下，太行县才让我当了这个副县级林地所的所长。我当上这个林地所的所长绝对不是轻轻松松坐上直升机飘上来的！那是磕磕绊绊的！那是之前我必须是县级领导，还要自己努力，费尽周折向上反映自己的情况，上边看你的情况确实是政策没有落实到位，才给有关部门写信，帮我落实政策的！”杨学山越说越生气，“怎么看我当了一个副县级的林地所的所长，我就成了我造反起家的了？我1953年就提升到正县级领导干部了。我是在战火中提升为县级领导干部的！应该说我是在九死一生中建立人民政权中起家的！我们南下干部牺牲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才在南下地区建立起人民政权，让南下地区人民过上了稳定安详的生活的？南下地区人民能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我们南下干部是立了大功的！提拔个县级干部是党和人民对我们南下干部付出的生命和流出的鲜血的报答！我们这些南下干部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绝不是造反起家的！要硬说我们是造反起家的，那也不是文革时期造人民政府的反起家的！是我们造封建地主剥削制度的反起家的！”说到这儿，杨学山停下来问赵丙乾，“赵丙乾同志，我提升为县级领导干部是解放初期！解放初期，有造反派吗？而且我并不是文革期间才提拔为县级领导干部的！我是解放初期就提拔为县级领导干部了！我1972年当上林地所的所长，不是提拔！那是中央强调落实干部政策，解决我一直降级使用的问题，恢复我解放初期的县级领导职务！不是提拔！是恢复！你听懂了吗？”说到这儿，杨学山强调说，“赵丙乾，我再次向你强调，我1972年当上副县级的林地所一把手不是提拔！只是恢复我解放初期我的县级领导干部的职务！武装部那个姓盘的不了解真实情况，只是凭他看见的表面现象没有依据的个人猜想！你们工作组作为一级组织的代表，应该深入调查事实真相，不能偏听偏信。”说到这儿，杨学山忽然想起，这时正好是正式反映自己诉求的时候，就郑重地对赵丙乾说，“你们工作组是一级组织的代表，我现在正式向组织提出，要求组织去太行县组织部调查一下，当年中央有关组织的那封要求太行县恢复我县级领导干部的信！”见赵丙乾默不作声，杨学山又愤愤不平地说，“另外，我当林地所的一把手前，已经是太行县的电信局长了！不是林业科的副科长！从一个正科级干部升为副处级干部是一下升三级吗？上过学没有啊？谁家从正科级升到副处级是连升三级啊？”说到这儿，杨学山停下来，用加强的口气说，“那是官升一级！干部不都是一级一级地升吗？难道升官还有半级半级升的吗？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光看见我当林地所的一把手的权力了，看不见我是怎么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在降职近三级使用的情况下，还穿山越岭地为太行县人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不辞辛苦任劳任怨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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