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而最基本的力量是农民群众。如果只讲统一战线，不关心农民群众生活的改善，贫苦农民连起码的吃饭问题都无法保证，就不能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团结在共产党八路军周围形成牢固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为了解决这一根本的政治问题，改善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22日召开的洛川会议做出了明确规定：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和赈济灾民。
杨学山所在的晋察冀边区开始推行这一政策时，有人不同意减租减息的政策，主张红军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把地主的土地全分给广大农民。对此，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领导耐心做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的人的工作时说，边区绝对不能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盲目乱打土豪就会削弱我们的社会基础，扩大了敌人的力量，是要吃大亏的。他还形象把边区的封建旧势力比作一头“奶牛”，不能杀了只吃牛肉，这样人民以后就没吃的了！他还深入地分析，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一切负担就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要向农民收税，要向农民征粮，这样农民还没喘过气来，就猛然增加他们的负担，反而会激起农民的不满。所以暂时不分地主的土地，一步一步改善农民的生活，这样，一方面使农民得到喘息，一方面又使农民对未来寄予希望，让农民明白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抗日的热情就会保持长久不衰，应该保持让“奶牛”不断为人民生产“牛奶”局面。1938年2月9日，晋察冀边区仅成立一个月后，就颁布了《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实行“二五减租》，先不没收地主的土地了，但农民租地主的土地的地租要减25%。
减租减息运动在边区推行，既没有伤及地主富农的根本利益，为他们能进入抗日统一战线敞开了大门；又减轻了地主富农阶级对贫苦农民阶层的残酷剥削程度，改善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处境，有利于边区生产力的提高，促进边区经济发展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史料记载，八路军到来之前，西罗山村一带被孟阁臣占据着。他手下有七千人之多，势力不小。1939年1月，杨司令消灭了孟阁臣，在西罗山村一带建立起八路军华北一分区的抗日根据地。根据地要求地主国家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包括给贫苦的长工涨工资。杨学山扛长工的工钱从每年七块钱涨到了二十七块钱。后来八路军还经常把当地的佃农代表们召集起来，商量提高扛长工打短工的工资，进一步改善穷苦农民的生活。
杨学山扛长工的工钱涨了以后，贫穷的家里才有一些积蓄。1941年开春，杨学山用扛长工挣得的钱，加上母亲在宝地市当佣人挣到的一些钱买下了他三叔村西头的三分地，也就是三分之一亩不到的地。这三分之一亩的土地是杨学山有生以来第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那年杨学山已十八岁多了！要知道，为有自己的土地，杨学山从七岁就开始干苦力，他拼死拼活干了十多年也没能争取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直到八路军开进了他的家乡，实施了减轻地主阶级剥削的减租减息的政策后才有了这三分土地。否则，他还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中挣扎。这是杨学山穷苦黑暗的生活中出现的第一缕希望的光芒。后来，八路军又进一步实行土地回赎等杀富济贫政策，杨学山家分得了十多亩土地，终于从地主阶级剥削中解放出来，从长年给级剥削阶级扛长工翻身当了自耕农。见杨学山家劳力少，八路军战士经常帮助杨学山家耕地收粮。从此，杨学山打心眼里向着这支帮助劳苦大众翻身的共产党八路军并开始主动为共产党八路军做些事。
1941年以后，特别是1942至1943年，小鬼子对八路军实施严酷的经济封锁。他们挖封锁沟筑碉堡，白天巡逻，夜间用大探照灯来回照着封锁沟，不让八路军从较富裕的冀中平原运出一粒粮，拿走一颗盐，得到一盒药品，一旦发现有人偷越封锁沟或翻越封锁墙往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碉堡里机枪就喷洒出雨点般的子弹。这种严酷的封锁给太行山区的抗日武装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战士每天的生活标准仅有三钱油三钱盐十一两半（十六两进制，十六两为一市斤，十一两相当于三百七十五克，不到半公斤）小米。这点粮食根本填不饱靠两条腿奔跑打仗的八路军将士们的肚子。八路军的将士们往往吃完饭后，感觉跟没吃饭似，肚子还觉得很饿。
就这么点粮食标准，也经常保证不了。天一旱，粮食运不进来，华北抗战将士们一粒米都吃不上，真是靠吃树叶充饥。据老八路军回忆，标准中说是三钱油，也只纸上谈兵。粮食都经常达不了标，从哪儿弄三钱油去？！战士们都是用筷子蘸一下盐吃一口饭。抗日根据地不仅严重缺粮，战士们还没衣服穿，由于穿得都是老百姓的衣服，部队里蓝的，黄的，各种颜色的的衣服随处可见，抗日老战士调侃，抗日武装的那些岁月真是花样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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