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自在一直渴望独居， 但从和林秀娥一起住，到和邱鹿鸣一起住，后来带上了弟弟陈耀祖，等结婚后，又和周逢春一起住，陆陆续续多了四个孩子，孩子结婚又有了孙子、重孙子，她真正的独处时间屈指可数。
自小林秀娥就一直告诉她“差不多就行了”，加之她学什么都快，所以极少特别努力去做一件事，到民国后又轻易获得大批财宝，就更缺少了努力的动力和理由。
直到空间失灵以后，她才算真正的成长起来。
她才渐渐明白，林秀娥给予她的所谓苦难，不过是小小的开胃菜罢了，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她经历了运动，经历了饥饿，经历了上司的倾轧，同事的排挤，朋友的背叛，也经历了生子育儿的痛苦和幸福。她一直不承认自己爱周逢春，但他去世那年，她险些也跟着死掉了，55年的相伴，他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却在年老时，活生生撕去了。
一个人活到九十几岁，是需要极大的耐性和勇气的。
重生三天，却像三年那么漫长，如果每次重生的开端，都是这么艰难，她的确理解林秀娥为什么不喜欢重生了。
但林自在依然不会选择夺舍，她宁愿顺其自然地重生。
而现在，是时候抛下前世的情绪，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现在又是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了！”林自在坐在炕上，一边这样想，一边看着陈招娣殷勤帮助新来的室友庄一诺铺褥子，听她们用上海话旁若无人的讲话。
都说两个上海人在一起，会下意识用上海话讲话，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奇怪，两个东北人要是在外地相遇，也会用东北话讲话的。区别在于，东北人说的话全中国都听得懂。
林自在以为庄一诺是性格特别内向的人，所以在场院才一言不发，谁知见了陈招娣，两人虽也是第一次见面，但她们真的是说个不停，尤其陈招娣开心得要飞起：她终于有个同乡了，终于不是孤军奋战了。
刘文静对于她们讲上海话是不满的，总觉得她们在说什么坏话，因为她们的腔调听起来就是语气不善。林自在却是听得懂的，她在春城就和人学过上海话，到东北后有个同事也是上海人，所以她说听上海话都是没问题的 。
原来，庄一诺的祖父是资本家，她大伯一家还在建国前就去了米国，他们家因此饱受牵连，她更是一天资本家小姐的福都没享过，却受了数不清的资本家小姐的罪。这么多年，她虽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但就是入不了团，她报名去兵团，也被拒绝，最后街道通知，家里三个孩子至少有一个要下乡插队，于是妈妈决定留下读高中的哥哥，让初三毕业的她下乡。
她说，坐在火车上，越往北越荒凉，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所以在大家都去集合的时候，她就去松花江边投江自杀，却被一个解放军战士救了，鼓励她要勇敢地面对苦难，因为苦难就是生命的一部分，还帮她在火车站找回了行李。她坐在火车站想了一个晚上：死都不怕，还怕活着么！于是她又来到了嘉阳，来到了双丰生产队。
说到这里，两个小姑娘抱头痛哭，陈招娣也抽噎着说：“你们家是把最大的留下了，我们家却不是，妈妈说我最大，要体谅爸爸妈妈的难处，要吃苦在先......”
刘文静无奈地看着林自在，“你知道她俩说啥吗？”
林自在笑着摇摇头，“睡觉吧。”
“睡不着啊！炕头太热！”话音刚落三秒，刘文静就打起了小呼噜，不一会儿一脚踢开被子，一个打滚儿就滚到林自在的褥子上。
***
林自在看了三天场院，身上不那么酸疼了，即便疼她也不会像刘文静她们几个那么邪乎。
最邪乎的自然要数庄一诺，她第一天上工回来，就哭得不行，她跟陈招娣说：“为什么非要我做农民！为什么？我有擅长的事情，我可以写文章，可以唱歌跳舞，让我去报社去文工团做个小跟班都可以，为什么非要我下农田！”
陈招娣连忙捂住她的嘴，不让她继续说。
翌日清晨，庄一诺无论如何不肯上工，说要请病假。
赵初蕊过来看情况，坐在炕边说：“小庄同志，你可以请病假，如果你家里能给你寄来够吃一年的粮票或者粮食，你可以天天不上工。如果不能，你就挺着吧，68年和我一批的也有两个上海知青，都长得很好看，刚来也是天天哭，其中一个，在69年就嫁人了，嫁到县里了，另一个呢，熬了三年，去年年底，回城了！”
庄一诺忘记了哭泣，直直看着赵初蕊，赵初蕊重重地点头，“真的！你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靠家里接济；二是嫁人，这里很多人都愿意娶一个大城市姑娘，哪怕你什么都不会干，他也愿意养着你；你还可以选择挺过去，只要三年，三年后，你就有资格回城了！”
庄一诺眼中一亮，又黯淡了，“你不也来了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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