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修水利
晋武帝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对于灌溉和运输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晋武帝时，开凿和修复的新旧渠道水利工程可以说是遍及全国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太康时，杜予镇守荆州，“修邵信臣遗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淮南相刘颂修复芍陂，“百姓歌其平惠”。晋武帝组织人力扩充整修潞河车渠，灌溉土地万余顷，泽及四五个县。为防水涝，晋式帝还责令修治了兖、豫二州的旧陂旧堨及私家小陂。水利工程的修建，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
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些灌溉工具被广泛应用，如杜予发明的“人排新器”。同时，以水力发动的农产品加工机械水碓、连机碓也遍及各地如，司徒王戎“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再如《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说，晋武帝时“有公主水碓三十余处”。水利灌溉事业的如此发展，大大促进了西晋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太康之治”就是在这一比较充实的经济基础上出现的。
减免徭役
由于数十年的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极为惨重的破坏，人口也大减。晋武帝的故乡河内郡温县，人口也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为此，晋武帝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区的人口。他下令，十七岁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则由官府代找夫家。灭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应召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二十年。灭吴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者，免徭役十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二十年。
泰始四年（268），晋武帝还设立了“常平仓”，即丰年收粮，荒年平粜。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稳定粮价，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晋武帝一再责令郡县官吏，要“省徭务本”，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
由于晋武帝采取了这样一系列有力的经济措施，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国家赋税收入逐年充裕，人口逐年增加，仅平吴之后不到三年时间，全国人口就增加了130多万户，出现了“太康繁荣”的景象。
人口的大量增加，是“太康之治”的标志之一，也是太康年间晋王朝经济繁荣的动因之一。
劝课农桑
晋武帝即帝位后，继续推行曹魏以来行之有效的屯田。如羊祜镇守襄阳，分其所统领部队的一半进行恳田、屯田八百多顷，一年后，收获的粮食够军队十年吃用，大享其利。为增加屯田劳动力，晋武帝还免去邺城奚官奴婢的身份，使他们变为屯田兵，在新城屯田种稻。这不仅可以增加粮食收入，同时，大批奴婢的被解放，这对发展社会生产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安置流民，增加租税收入，发展农业生产，为灭吴、平定江南准备充足的物质条件，“朝廷厉精于稼穑”。为此，晋武帝于即位初连续下诏，劝课农桑。泰始二年（266）诏曰：“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令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泰始四年正月又下诏：“使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为奖励劝农不倦的郡县长吏、守棚，晋武帝赐他们每人一匹马。泰始五年（269），晋武帝又下诏“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
晋武帝还亲耕藉田，积极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下诏不准豪族大姓“侵役寡弱”，并“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他对那些劝农开荒、勤恤百姓、作出贡献的地方官吏大加奖励。如汲郡太守王宏“抚百姓如家，在郡有殊绩”，督劝该郡百姓开荒五千余顷，虽遇荒年而该郡无匮乏，于是，晋武帝对王宏予以表彰，赐谷千，并布告天下，树立为榜样。为了加强劝农工作，晋武帝还专门指派司徒石苞“明劝课”，制定“殿最之制”，每年考核一次，以劝农成绩的好坏作为奖罚、升降官职的标准。此外，还增加了管理农业的官员。
尽管晋武帝的劝农政策未能（也不可能）全面彻底贯彻，但这在经过百年混战、人民疲惫、农桑久废之时，不能否定它的招抚流亡、劝农乐业的积极作用。
晋武帝在开国之初，还曾一反曹魏时期的奢侈、豪华、铺张浪费之风，他提倡勤俭节约。在一次上朝时，他当着文武百官之面，把一件光彩夺目、满饰野雉头毛的“裘服”，一把火烧个精光。由此也可见他真有点励精图治的精神。果然，在平定东吴统一全国以后的近20年里，由于天下太平，政通人和，黎民百姓辛勤地耕种生产，出现了一片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口也急剧增加。有一首《普世宁》的歌唱道：“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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