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三月，恪率军伐魏。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军还。
《三国志·吴书七·诸葛恪传》：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作，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记忿痛，大小呼嗟。而恪宴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诏召相衔，徐乃旋师。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秋八月，军还。
《吴书》：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城既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不过数日可拔。恪以书晓异，异投书於地曰：“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
《魏略》：是时，张特守新城。特字子产，涿郡人。先时领牙门，给事镇东诸葛诞，诞不以为能也，欲遣还护军。会毋丘俭代诞，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诸葛恪围城，特与将军乐方等三军众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也。自受敌以来，已九十馀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馀人，而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之，条名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绶去以为信。“乃投其印绶以与之。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不攻。顷之，特还，乃夜彻诸屋材栅，补其缺为二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斗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杂号将军，封列侯，又迁安丰太守。
《晋书·列传第七·司马孚传》：时吴将诸葛恪围新城，以孚进督诸军二十万防御之。孚次寿春，遣毋丘俭、文钦等进讨。诸将欲速击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故稽留月余乃进军，吴师望风而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八·毋丘俭传》：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俭与文钦御之，太尉司马孚督中军东解围，恪退还。
史料总结
嘉平五年（253年）四月至八月的第六次合肥之战：诸葛恪不听聂友等人的劝阻，违众出军，被曹魏合肥新城守将张特屡屡击退，“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最终只得退还。退走之时，又被曹魏追兵“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为诸葛恪的败亡和孙峻、孙綝的先后上位，埋下了伏笔。
历史意义
合肥之战的胜利对曹魏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因为合肥是曹魏在江淮一带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合肥的主要作用是抵抗敌人的寨垒，所以守备能力对曹军极为重要；而东吴若要北伐，合肥是其中一个障碍点及补给点。六次合肥之战，终吴之世，不能有淮南尺寸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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