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我们对燕帖木儿家族的战争就正式打响了。
连着几个月，朝堂上突然刮起一股弹劾之风。刚开始只是哈麻。后来，在伯颜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御史也加入。
当然，被弹劾的官员并不只是燕帖木儿余党。其他人也有被弹劾。
这样，就不会授人口实，说我们只针对燕帖木儿家族。
撒敦等人又气又急，偏偏无可奈何。这些年，燕帖木儿一党权势滔天，作威作福惯了，斑斑劣迹实在是太多了。
都不用我们捏造证据，燕帖木儿余党就已经是罪责难逃，纷纷落马。
我们是站在道德的最高点，对燕帖木儿家族势力进行清算。
随着大批燕帖木儿余党被免官，空缺了许多岗位，我们的人开始得到提拔和重用，在朝堂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重。
这些新晋官员中，有伯颜、脱脱、我、哈麻推荐的人，甚至还有天理教推荐的人。
这些人无论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对燕帖木儿家族。一个反对燕帖木儿家族的同盟势力开始形成。
在这过程中，铁锅对同盟势力是不断加官晋级。
如脱脱被晋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变成掌握兵权的正二品大僚。
而哈麻也是接二连三地晋级，从七品芝麻官，成为正四品的吏部侍郎，连升了三大级。
这可把哈麻高兴坏了，笑得他腮帮疼了好几天。
要知道，如今的六部中，吏部最重，兵部最轻。
在元一朝，兵部主要管军屯、驿站等杂活，把很多重要职权都交给了枢密院。
一句话，兵部是给枢密院打下手的。枢密院把实权拿走，剩下那些麻烦事，全塞给兵部。
有功我枢密院独享，有过你兵部也有责任。所以，当时无人想去兵部，争破头也想着去吏部。
可以说，自从吏部设立以来，到元一朝，吏部才是真正的“吏”部。
自古以来，通常把官吏作为帝国政府工作人员的总称。
但实际上，随着历史的进程，官吏的区别越来越大。
官是官，吏是吏，泾渭分明。
秦汉时期，官吏以俸禄多少来区分，两百石以上的叫做官，两百石下叫做吏。
晋朝时，官吏以出身背景来区分，官只能是士族子弟来做，吏就无所谓了，谁干都行。
当然，这都是通常情况，特例的不算。历史上亦有不少人，凭借不世之功封侯拜相，比如卫青。但毕竟是极少个例。
隋唐时期，官吏以能不能考上科举来区分。能够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的叫做官。否则就是吏。
官是帝国任命的，有编制、有品级，其俸禄由中央财政供养。
吏是由地方长官，或者是中央各机构长官招募的，无编制、无品级，其俸禄由地方财政或中央机构自筹解决。
官是铁饭碗，无罪不能免；吏是临时工，随时可解聘。
但是随着科举考试的门类越来越少，内容越来越窄，官不但不会解聘吏，反而越来越依赖吏。
发展到最后，在地方上，没有官其实无所谓，没有吏可是万万不行。
原先的时候，精通算术、法律、水利等人才，也有机会通过科举，选拔为官。
但随着理学的兴起，这些人才再没有机会当官，最多只能为吏。
因为到最后，朝廷开科取士，只要理学专家当官，别的人才一律不要。
南宋宋理宗时期，经过理学家改编、注释的《四书》，被朝廷正式定为官学。
读书人想要金榜题名，必须要下苦功夫研读新版的《四书》。
也就是说，儒学经典开始有不同的版本。
民间收藏的无删减版，和官学编印的理学版，那是差别巨大的。
比如在后来的官学中，无删减版的“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的主张被阉割了。
取而代之的便是主张“遏人欲而存天理”、“三纲五常”的理学版。
到了元朝元仁宗时期，朝廷明确规定，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只能限制在理学家改编、注释的《四书》之内。
也就是说，宋朝从教育上开始确立理学的唯一性，而元朝从科举上开始确立理学的唯一性。
虽然元仁宗继承了宋理宗独尊理学的思想。
但是，在元一朝，科举取士只是元帝国，拉拢南方大地主、读书人的手段。
科举考试时开，时关。
也就是说，蒙古大贵族并不太认可宋朝科举，认为那些考试出来的理学家们，虽然乖巧听话，但又过于迂腐，不如底下实干型的吏好用。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那些苦读理学“圣学”的进士们，写得一手好字，文章更是华丽无比，能说善辩，噼里啪啦的。
但有一点不好，脑子通常不好，严重脱离实际。
特别是到了地方上当官，对地方治理一窍不通，对业务是半点不懂。
无奈之下，绝大部分官，都要依赖庞大的吏。
所以，元帝国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是从吏中选拔官。他们希望通过考核，在庞大的吏中，选拔出能力出众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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