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麚元年（428年），他与司空奚斤奉命率军追击夏国皇帝赫连昌之弟赫连定时，当他听到奚斤兵败被俘消息，竟弃兵而走。太武帝下令将临危脱逃的丘堆斩首。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中山王拓跋辰、内都座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尚书令刘洁，因矫诏改易讨伐柔然诸将的会期，致“柔然远遁，追之不及”，加之犯受贿等罪，太武帝下令“夷其三族”。
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扶风公元处真等八将，在镇压盖吴起义的战争中，“盗没军资，所在掳掠，赃各千万，井斩之”。太武帝很好地使用了其掌握赏罚之权，整肃了军纪。
另外，太武帝本人，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英勇精神，对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保证战斗胜利也起了积极作用。如始光四年（427年），太武帝亲率三万轻骑，突击夏国都城统万。他与将士一道，顶着风沙，强忍饥渴，和夏军恶战于统万城外。他曾因马蹶而坠地，上马后仍继续战斗，速杀夏将十余人。后又身中箭伤，但他仍然“奋击不辍”。由于太武帝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在战斗中又能身先士卒，“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
文化
尊孔修文
太武帝在执政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过宣扬礼、乐、法度来化民。他在神麚四年（431年），取得败柔然，降高车、灭夏国的军事胜利后，就提出“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确实是重视起来了。他非常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学说统治百姓的思想，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经验治国安邦。
太武灭佛
拓跋焘继位之初，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是佛教势力发展过于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另外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搞一些神秘理论，妨害到了皇帝的权力。加之，拓跋焘所宠信的崔浩深信道教，在崔浩的诋毁下，拓跋焘渐渐疏远佛教。在太延四年（438年），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在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拓跋焘又下灭佛诏，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拓跋，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以加强政治控制。而且在拓跋焘皇帝镇压盖吴起义的同时，发现关中地区的佛寺内藏匿武器，拓跋焘怀疑僧侣与盖吴相勾结，于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诏灭佛。宣布佛教为邪教，在各地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禁止佛教的传播。
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濬颁布了复佛法诏，才得以复苏并发展。
创造文字、推行楷书
当时，一字多义的现象非常多，很容易让人们在阅读时产生歧义。为此，拓跋焘还主动下令创造了一千多个新字。拓跋焘还下诏说，“黄帝在时，命令仓颉按照动物的行动轨迹制作文字。从那之后，我中华之文字就可以随意更改，小篆、隶书、草书和楷书一起并行在世间。正因为如此，典籍越有年头，在传习的过程中也就越容易产生错误，使得文体发生错误，读者难以理解意思。因此，从今之后，朕决定全国上下都以楷书为制式字体，文章书写永远都要用楷书。”
拓跋焘的这一举动，极大地方便了文化典籍的世代流传。
光阴荏苒，如今，拓跋焘已经并不存在了，但是他的风采依然是北朝历史的重头戏。拓跋焘做得最有风采的一件事就是将楷书作为书面语立为制度，正是这种制度让每一个识字不多的人都有资格传习和破译典籍，可以让新时代的人们看到文物上的文字依然能够简单理解其中的含义。
人物评价
拓跋珪：“成吾业者，必此子也。”
魏收《魏书》：“世祖聪明雄断，威豪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
沈约《宋书》：“佛狸篡伪，弥煽凶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亦不能及也。西吞河右，东举龙碣，总括戎荒，地兼万里。”
甄琛：“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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