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人升官的途径很多，比如经过科举考试、举孝廉、战场上被临时提拔，等等。
但在历史上，也有很多人靠斗鸡、耍猴一类的伎俩升官，甚至还有人因为被蝎子咬了几口而升高官。不信的请看下文。
斗鸡升官
斗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文人都有关于描写斗鸡的作品，汉代的《西京杂记》记载，刘邦称帝后，将老父亲从乡下接到京城居住。岂料这老头到了皇宫，锦衣玉食后却闷闷不乐。刘邦让人从侧面打听，才知道老父“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三国时期的刘桢在《斗鸡诗》中写道：“丹鸡披华彩，双距(爪子)如锋芒。”李白也在《古风》中写道：“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在唐代，斗鸡活动达到了顶峰，唐玄宗、唐文宗和唐僖宗都是斗鸡活动的痴迷者，一些人因为擅长斗鸡而取得了官位。唐代陈鸿所撰写的《东城老父传》中记载，唐玄宗设有一处“鸡坊”，里面有千余只健硕的公鸡，并选五百人专门喂养和训练。有一个叫贾昌的年轻人因为驯鸡有方而被召到宫中，担任这五百人的首领。贾昌真是不负众望，他在指挥斗鸡时，所有的鸡都奋勇向前，神采飞扬。
斗鸡结束后，贾昌让群鸡整齐列队，接受唐玄宗检阅，然后有序地回到鸡坊之中。贾昌凭借其斗鸡的本领在宫中取得了官位，名声大噪，好不威风，这可羡煞了许多读书人和做家长的，还有人写出了《神鸡童谣》：“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这让万人追捧的“贾家小儿”就是贾昌。此童谣在当时流传极广，众人皆知。
宋代王谠编撰的《唐语林》一书中记载，还有一个叫杜淹的人因写斗鸡诗而升官，杜淹的斗鸡诗写道：“寒食东郊道，飞翔竞出笼。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埽阵，利距屡通中。”李世民看了之后，“嘉叹数四，遽擢用之”，后来杜淹一直做到御史大夫、吏部尚书。
耍猴升官
宋代毕仲询《幕府燕闲录》一书中记载：“唐昭宗播迁，随驾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罗隐诗：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
由此可知，唐昭宗逃难时，随行的艺人中有一个耍猴的，他把猴子驯养得非常听话，居然能与皇帝同时入朝听政。唐昭宗很高兴，就赐给耍猴人以绯袍，并称其为“孙供奉”。按照当时的规定，四品以上官员服绯，即穿着绯红色官袍，看来那个耍猴人的官位是相当高啊!
上文引用罗隐的诗题目为《感弄猴人赐朱绂》，全诗如下：“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
罗隐，唐代文学家，曾十次考进士而不中，后来在浙江一带当过中下层官吏。罗隐正是在多次进京赶考未果的情况下，想到了那个靠耍猴而升官受宠的人，才作出此诗。白居易有诗云：“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题目中的朱绂就是指唐昭宗所赐的绯袍。从白居易的诗中，更可以看出耍猴人官位之高。
也有学者认为“孙供奉”是对那只猴子的称呼，说唐昭宗是把绯袍披在了猴子身上，让猴子当了一回大官。无论如何，唐昭宗的举动都堪称闹剧。
捉蟋蟀升官
斗蟋蟀在中国也是由来已久，并逐渐演变为一种赌博活动，其参与者遍布宫廷与草野。蒲松龄在《促织》中描写过明代宣德年间因宫廷好斗促织(蟋蟀)，而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促织》虽为文学作品，但其内容绝不是凭空杜撰。明代学者袁宏道在《促织志》中说，嘉靖年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
斗蟋蟀既然成了众人参与的赌博行为，自然会有人从中获利，而此时，蟋蟀常常成了抢手货，一些捉蟋蟀的人也因此升官发达了。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指斗蟋蟀)，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弁(武弁，指低级武官)，闻尚有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宣宗喜欢斗蟋蟀，蟋蟀就成为众人追逐之物，有的地方规定捉蟋蟀和上战场杀敌同样重要，从事两种活动的人功劳一样，蟋蟀捉得好，也可以得到世袭的官职。
逮兔子升官
要说逮兔子能升官，真是少有耳闻，但确实有这样一个人。我们在《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裴松之注本)中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叫何定，是三国时期吴国的一个奸臣。
何定最初是孙权手下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官，担任过“给使”和“补吏”等职。后来孙皓当政，何定就以孙权的旧人自居，向孙皓谄媚，恳求到孙皓身边工作。孙皓是一个贪图享乐、残酷暴虐的昏君，完全没有他爷爷孙权那样的知人之智，所以就同意了何定的请求，让他担任“楼下都尉”，专门负责自己的饮食工作。何定虽不具备出色的政治才能，但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本事可有一套，所以很快得到了孙皓的信任，孙皓在很多事情上对其言听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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