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某月某天，一面鲜艳的黄龙旗在东沙岛的上空冉冉升起，与广海舰上猎猎迎风的黄龙海军旗遥相呼应。震耳欲聋的炮声从广海舰上响起，这是21响的最高军礼，献给刚刚降下了日本国太阳旗、回到了大清怀抱的东沙岛。这是1909年11月19日，宣统新朝的第一年，大清国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了自己的领土。
广东候补知府蔡康和日本驻广州副领事掘义贵代表两国政府，参加了交接仪式。站在这块仅有1.8平方公里、却控制着南海门户的小岛上，两人的心情是不同的。南海上空的礼炮声，同样也惊动了整个世界。此前的一年间，西方报纸对中日之间围绕着这个被称为“普拉塔斯”小岛的争斗，进行了大量报道。如今，这艘吨位和火力都无法与当年北洋巨舰相比的广海舰，却让世界看到了绝不逊于北洋舰队的骨气。
1909年，正在重建中的大清海军，并没有因自己的弱小而龟缩在“黄”海之内韬光养晦，而是积极地走向“深蓝”。早在七年前，大清海军就开始巡视南海，升旗树碑，宣示主权。在有关海军南进的“中央文件”中，明确指出：军舰出洋，一是“上宣威德”，二是“下慰商侨”，“军政、商政洵属两有裨益”，大清国已经在全球视野下谋求国家利益。小小的东沙岛，成为1909年外交乃至军事的焦点。这个控制广达5000平方公里海域的战略要地，是渔民眼中淘金的宝库。这样的金矿，也吸引了已经占领台湾的日本人。
西泽吉次，一位日本商人，1901年其商船因风暴而偏离航道，飘到了这里，发现了岛上丰富的磷质矿沙。次年，西泽吉次再次率船前来，挖掘了大量磷质矿沙，运到台湾贩卖，这是他从东沙岛攫取的第一桶金。这一年，南澳总兵李准率领“伏波”、“琛航”、“广金”三舰，前往西沙、东沙群岛巡视，在各主要岛屿(包括东沙岛)勒石为碑，宣示主权。就在这次巡逻中，大清海军第一次注意到了日本人对东沙岛的野心。
西泽吉次决心大规模开发东沙岛，但不久日俄战争爆发，他的雄伟计划只好搁置。战后，西泽在1907年夏带领120名工人登上东沙岛，将这块“无主荒地”命名为“西泽岛”，升起了日本国旗。这一年的冬天，日本军舰满载日本移民和军火前来助威，护送商船“二辰丸”号，计划在东沙长期据守。大清政府的反应是相当敏锐和迅速的。
两江总督端方首先得到消息，迅速向外务部报告了该情况，他在电文中明确指出：“凡闽粤人之老于航海者及深明舆地学者，皆知道该岛为我属地。”同时，端方也将情报电告两广总督张人骏，并强调此岛“确是中国之地，不可置之不问”。
照理说，两江总督插手两广的事情，本是官场大忌，但难得的是，无论端方还是张人骏，对此并不在意。两位封疆大吏开始了频繁的电文来往，积极调动一切资源，查资料、找依据，并在1908年年底，共同要求南洋海军协助进行实地调查。
1909年春节一过，南洋海军副将吴敬荣便率飞鹰舰远航东沙，确认了该岛已被日本人强占，并拍摄了照片作为证据。张人骏随即将有关东沙岛的各种文献，包括英、法海军的相关海图，连同飞鹰号拍回的照片，急送北京外务部。在公文中，张人骏指出：日本人“私占有据，若不设法争回，则各国必援均沾之例，争思攘占，所关非细”，希望外务部“迅与日使交涉，饬将该国商民一律撤回，由我派员收管，另筹布置，一申主权”。
1909年初夏，飞鹰号协同一艘海关巡逻艇再度远航东沙取证，还顺道巡视了西沙群岛。张人骏在提交给北京的报告中，提出东沙、西沙“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惟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
美国的《基督教箴言报》报道说，大清特遣舰队的“吴司令”(吴敬荣)建议朝廷向所有可居住的南海岛屿尽快移民。
《基督教箴言报》的报道同时也说，北京政府要求广东地方当局不要公布有关事件，以免刺激已经兴起的抵制日货行动。其实，并没有史料证明，大清中央政府在东沙问题上，有任何钳制舆论的计划。东沙岛事件成为1909年庶民参政问政的焦点之一。此时的民意主流，依然是抵制日货。
一年前，那艘曾向东沙岛运送移民和军火的日本商船“二辰丸”号，因走私携带大量军火接济革命党，在澳门海面被大清海军成功拦截，当场缴获大量弹药，愤怒的中国水兵扯下了船上的日本国旗。但在日、葡两国巨大的外交压力下，当年3月19日，清政府被迫释放“二辰丸”号，并鸣礼炮21响向其“致歉”。粤商自治会当即宣布当日为“国耻日”，号召全国抵制日货，应者遍及全粤及上海、香港、南洋群岛等。最后，日本只能取消赔款要求，澳葡当局承诺从严管制军火走私，并与中国政府进行划界谈判。“二辰丸”号事件刚刚平息，东沙岛又响起警报。广东绅商学各界在粤商自治会的统筹下，连续举行数千人的群众集会，上书主持中央工作的摄政王载沣，要求“切实保护我国渔业并该岛财产”，而即使政府放弃，也要“竭尽我国民之能力以挽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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