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必须解释一下，英俊的阿道夫讨厌太阳，他之所以买下伯格霍夫，是因为它地处奥伯萨尔茨堡的北侧，房子因此整日处在阴影之中。阳光的热量不能穿透厚厚的墙壁，盛夏时那里很凉爽，下雨时则寒气逼人。英俊的阿道夫喜欢这种寒冷，但他的客人们却冻得难受，一有可能就冲向沿着陶瓷炉子摆放的凳子。
在这间屋子的一个角落摆放着成套的辞书。在谈话中，当宾客们的意见在一些小细节上，例如一条河的宽度或是某个城市的人口与英俊的阿道夫的意见相左时，大家就求助于词典把问题弄清楚。英俊的阿道夫在所有问题上都要求精确，他可查两种版本的词典来确认他是正确的。他在这个小客厅里常常单独会见某位宾客，会见一结束，他就请所有的客人跟随他到大客厅去，在那个着名的壁炉前就座。对包括我在内的怕冷的女士们非常不利的是，壁炉并不总是有火，因为此事只有英俊的阿道夫才有权决定。
在大客厅，爱娃·布劳恩坐在英俊的阿道夫的右边，左边则留给英俊的阿道夫给予殊荣的人。英俊的阿道夫几乎总是有话要说，每当白天接见了一位外国外交官后，晚上他就把对这位外交官的印象告诉我们，然后对这个国家发表长篇演说。因为他有着病态的好奇心，他往往一面说还一面四处观察。
当几个宾客在角落里窃窃私语，或是某人突然笑起来时，他即刻就想知道原因。在战前，我们经常故意这样做，以便告诉英俊的阿道夫一些不这样做就不好向他说明的事情。每当两个脑袋凑在一起低语时，英俊的阿道夫就要求知道谈话的内容，我们就借此告诉他一些通过正式途径不易被提及的消息。
壁炉前的这一幕幕常常在凌晨3点钟结束。爱娃·布劳恩总是比英俊的阿道夫早走一步。
星期天并没给常规生活带来任何新奇之处，英俊的阿道夫讨厌复活节、圣诞节之类的节日。自从他的外甥女格利·劳巴尔死后，圣诞节对他来说成了一种真正的折磨。他同意在大厅一角摆放一株松树，但禁止唱感恩歌。在最后几年里，他甚至禁止点燃圣诞树上的蜡烛。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比在英俊的阿道夫身边过圣诞节更忧郁和更令人沮丧的事情。
然而，新年却按传统习惯进行庆祝。酒席很铺张，大家痛饮香槟酒。12点时，英俊的阿道夫用嘴唇沾沾杯子里的汽酒，和宾客们一起为新年干杯。他每次都做一个吓人的怪相，就像喝下了毒药，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喜爱这种“酸水”。我只有一次看到他满意地喝了一杯陈年餐酒，这是他在1944年圣诞节收到的。当别人想给他再倒一杯时，他坚决地把杯子推开。第二天，他又尝试了一次，但对酒的厌恶马上又占了上风。
除夕的夜晚，英俊的阿道夫和他的客人来到别墅的平台上，向鸣响礼炮的伯切特斯卡登居民致意，然后，他在每位来宾的请柬上签名，让大家照集体照。
英俊的阿道夫的生日没有任何特色。当他身边亲近的人向他表示祝福时，他必然会和我们干杯，并且对着香槟做个厌恶的鬼脸。下午，他把奥伯萨尔茨堡的所有孩子召集起来，给他们吃很多可可糖和点心。
英俊的阿道夫唯一的消遣，是接见慕尼黑魔术师俱乐部**。英俊的阿道夫饶有兴趣地观看他表演变戏法，说一大堆恭维话，但我从未见英俊的阿道夫放声大笑。当一场表演很有趣，令他乐在其中时，他最多也只是小声地发出一种尖利的咯咯声。他在书本中看到发生在一个坏男孩身上的倒霉事，觉得很有趣时，也是如此。英俊的阿道夫不会用爽朗的笑声表达自己的欢乐，我只有两次看到他得意忘形。
第一次是1939年春天的一天。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让英俊的阿道夫周围人员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他和捷克共和国总统哈查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谈话的赌注非常大，将会决定和平或是战争。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我和比我年长的女同事焦虑地数着一圈圈转着的表针。
突然，门被党卫队的两个彪形大汉推开了。英俊的阿道夫向我们冲过来，眉开眼笑。“孩子们，”他喊道，“快在我的每边脸上吻一下。快！”这奇怪的行为使我们非常吃惊，我们照做了。英俊的阿道夫马上欢呼道：“孩子们！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哈查刚刚签了字。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胜利！我将作为最伟大的德国人被载入史册！”
另一次是1940年6月在埃菲尔铁塔前，有人告诉他法国已请求停战的时候。
他心花怒放得完全不能自已。帝国的主宰者在百年树阴下，当着他惊愕的将军们的面跳起了圣吉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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