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时期最着名的三大工程是，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发丁百余万;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以上。
那么，大业年间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呢?
史学家胡如雷先生曾经做过一项估算。从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东征高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22项大的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那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劳民伤财之举。
杨广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让整个帝国陷入到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自然灾害对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破坏，往往是一道无可挽回的致命伤。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中华大地局部灾害是无年不有。更何况当时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被抓去参与对外战争或者直接送到帝国大工地上当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沦为匪盗，冒着生命危险用非法手段来获取血酬以维系自己生存的底线。
民间沸腾如此，那些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应该会有所警醒。他们往往会通过调整政治策略，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为紧绷的帝国神经做暂时性的舒缓。可是对于自视甚高、一心只想着早日成就圣王霸业的杨广来说，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迹象，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其实他并不是要存心折腾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计算里，他是想着先苦后甜，各大民事基础工程的完美建设后，天下老百姓的交通条件越好，物质条件也会逐渐有充足提升，国家也会更加富足。
但是现实永远是残酷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太多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各地的局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杨广依旧沉迷于自己的英雄大梦中无法清醒过来。叛乱，在杨广看来，那不过是疏通民怨的一条管道，成不了气候的叛乱，根本经不起帝国军队的轻轻弹压。
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
小民不足畏，那些寄生于权力机器的官僚才是最难伺候的人。
杨广生性自负而多疑，尤其对于朝廷里那些和自己政见不统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经对大臣虞世基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也就是说，我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你已经身居高位，居然还想着靠进谏这种方式来博取美名，我尤其容不下你，当场就会杀了你。如果你是一个卑微之士来向我谏言，我可能会稍微地宽待，但是终究不会让你长久地站在这个地面之上的，终究还是会杀了你。
尽管在此之前，隋炀帝已经本着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的帝王法则，将所有能够收拾的政敌都诛除干净。可是随着东征高丽的一败再败，国内矛盾日趋紧张，权力结构内部本就不够稳定的利益链也呈现出松懈与断裂的迹象。
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谁又能挽帝国狂澜于既倒?
隋王朝在国内外形势的急剧恶化中，与即将崩溃的权力体系来了一个火星撞地球似的碰撞。在零星不断的骚乱和劫掠之后，不满于帝国权力倾轧的杨玄感起兵于河南北部的黎阳。此人是隋帝国的社会精英人物，并且与皇室有着远亲关系。其父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隋文帝杨坚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杨玄感官至礼部尚书，在杨广远征高丽之初，他在隋军的主要供应基地黎阳督运军需。
公元613年初期，在今天的山东地带连续爆发农民暴动。杨玄感利用朝野上下对高丽之役的普遍反对和对隋炀帝本人的极端不满，纠集叛军向东都洛阳进发，并将其围困起来。杨玄感喊出“为天下解倒悬之急”的口号，极具吸引力，一时间从者如流，队伍迅速扩张。
这场叛乱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只延续了不足两个月时间就宣告失败。杨玄感也落得抄家灭族、身首异处的下场。火已经点燃干柴，想要自动熄灭已不可能。中华帝国烽烟四起，而权力系统内部和民间流传着各种未经证实的流言和带有目的性的谶语，成为泼洒于干柴上的助燃汽油。
在隋文帝时期，已经被炒作过的“李氏当为天子”的神秘谶语再度甚嚣尘上。这条神秘谶语，令隋炀帝和他的权力拥趸者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尤其是那些李姓中人，更是人人自危，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李渊，一个站在帝国角落里沉默隐忍了半辈子的贵族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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