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来泰伯祠终不免颓败荒凉，象征着这些“维持文运”的“星君”，也难免“风流云散”，未能逃脱笼罩一代文人的厄运。
作者也陷入悲观之中，失望之余，又转而寻求别的出路。
作者塑造的第三类正面人物，是越过儒林，在最后一回出现了四个自食其力、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的市井奇人。
这些人中，有卖火纸筒的王太，也是围棋高手;有开茶馆的盖宽，能画一手好画，不攀附权贵;写字的季遐年，以写字为生，又以写字自娱;裁缝荆元，能弹一手好琴。
他们不受名教礼法约束，不受功名富贵羁绊，追求“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生活，沉醉在琴棋书画的雅趣中，怡然自得，安贫乐道，高雅脱俗，表现出正常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
这是吴敬梓上下求索的积极结果，包含着可贵的民主思想。
“四大奇人”是知识分子高雅生活“琴棋书画”的化身，是文人化的平民，他们是作者为一代读书士子设计的人生道路，体现作者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但作者这一幻影式的追求与构想，终没有改变现实儒林的景况，没有挽回文风的颓败。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部最杰出的讽刺小说。
小说通过鲜明、生动的形象，从揭露作为上层建筑的科举制度的罪恶入手，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知识分子热衷功名、利欲熏心的肮脏灵魂，无情鞭笞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贪赃枉法。
豪绅地主的专横暴虐、贪吝刻薄，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无情。
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面晶莹透亮的镜子，它从腐朽的科举制度这一角度，照出了中国封建末世黑暗王国的全貌。”(王俊年)
《儒林外史》的中心思想在于抨击科举制度，深刻揭露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罪恶。
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唐朝时分秀才、明经、进士等八科，主要考诗、赋或儒家经典，成绩优秀者举用为官，这种考试制度和选拔人才的制度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据门第、身份得官的九品中正制相比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可是，到了明代，只设进士一科，而且变为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的特点是，题目限于四书五经以内的文句，考生作文章阐释经义的时候，只能依照题目的意思，摹仿古人的语气。
“代圣人立言”，不许自我发挥，更不能联系当前政事，只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以朱熹的注疏为准绳，文章格式有非常刻板的规定，一篇里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坑儒)”。
由于明代科举考试演变为取士的唯一途径，“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因此，八股作文法对于控制文人思想，使之程式化、教条化起到恶劣的作用。
《儒林外史》作者怀着极度憎恶、沉痛的心情，操起锋利的匕首，投向八股科举这个封建制度的毒瘤。
在第一回“敷陈大义”、“隐括全文”之后，第二回，作者就塑造了周进这样一个被科举等级制度压扁而又如醉如痴追求功名的腐儒形象。
明清科举制度规定，读书的人，先应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知府主持的府试，及格的称“童生”，再应本省学政(宗师)主持的院试，及格的便算“进学”、称“生员”，即秀才。
当了秀才，就可以参加全省性的乡试，由皇帝钦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每三年一次。
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
乡试的第二年，举人在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的会试和皇帝主持的殿试，考中的分一、二、三甲(等)。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按次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的赐“进士出身”，三甲的赐“同进士出身”。
统称“进士”。封建统治者就根据这些不同等级的考试选取“人才”，分派大小不同的官职。这样科举考试就和升官发财直接联系了起来。
封建统治者竭力提倡八股制艺，用它来禁锢思想、束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看清了它是走进官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就拼命追逐。
周进、范进为举业发疯发痴;马二先生为了宣传时文奔走一生，鲁编修为入赘的女婿不精于八股而“忧愁抑郁”。
八股祸害还殃及女子和小孩。鲁小姐在她父亲的熏陶下，也时刻监督丈夫课读。
她见夫无望，又盼子成龙。小儿子刚满四岁，就“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
八股作为没落封建制度的产物，本身也充满了腐朽性，为了应付考试，读书人只读“四书五经”等几部经书，有的甚至连这些也不全读，只把经书中有可能提出的题目，请别人先做好文章，事前背熟，然后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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