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然随三人至蜀，在峨眉山修炼。
朝代数易，至唐灭隋，澹然九十余岁，在山坐化，杜伏威等各传位与其子，弃家访师，后皆登仙界。
全书以“禅师坐化证菩提，三主云游成大道”作结。
《禅真后史》卷首有翠娱阁主人(陆云龙)写于崇祯己巳年(1629)序和《源流》一篇。
《禅真后史》是《禅真逸史》的续集，与《逸史》源流相接。前二十回写儒生瞿天民为耿寡妇家塾师，品德高尚，与耿家、刘浣家结下深厚友情。
他学儒、从医、经商，几经波折，家境逐渐富裕，儿子先后娶亲。
其时正当唐太宗末年至武后以周代唐前后，天下动乱，人民饥馑流离，盗贼蜂起，上帝为了拯救苍生，派林澹然高徒之一的薛举，降生人世。
瞿天民之妾阿媚突然怀胎，生下一子，就是薛举转世，取名为琰。
瞿琰自幼得到林澹然传授仙术，报济困扶危之志，平暴灭妖，斩除奸佞，为国立功，深受武则天赏识，但他看到朝政日非，见机而退，弃名避世，归隐飞升，重返天界。
作者自视甚高，认为《禅真逸史》“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
主观意图是把歌颂英雄豪杰替天行道的《水浒》与匡扶汉室的《三国》糅合起来，创作出与二书并驾齐驱的杰作。
但是作者的思想境界、艺术才能远远不及此二者，所以《禅真逸史》、《禅真后史》在中国小说史上只能属于三流作品。
首先，作者歌颂的英雄人物林澹然、瞿琰虽然武艺高强，法力非凡，也有扶困济危的壮举。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徒具英雄之躯壳，缺少英雄之灵魂，就是缺乏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叛精神，而是趋时避害，明哲保身，甚至消极退隐。
其次，从艺术上说，由于作者思想境界不高，对创作素材缺乏提炼和选择，因而平铺直叙，主次不分，甚至繁枝弱干，喧宾夺主。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想把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揉为一体。
同时，杂以神魔、人情小说的笔法，反映了明代末年各类小说发展之后，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趋势。
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条规律，在其他小说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两部小说比较可取之处，在于对世情的描写。
作者生活在晚明，这是社会极为黑暗的时代，他对官府的黑暗，世风的颓败，深恶痛绝，借小说创作，抒发其愤懑之情。
他同情人民起义，认为这是“官逼民反”的结果。
当瞿琰听到羊雷等人造反时说:“草莽之中，岂无豪杰之士，可恨州县官吏恃才傲物，任性妄贪，不能抚恤英雄，必凌逼以致叛乱。”
这部作品反映了上自权豪势要，下及市井小民的生活，对吏治的腐败加以充分的揭露。
作品描写钟守净、华如刚等和尚骄奢淫逸，敲诈勒索，暴露了道观佛门藏污纳垢，使披着宗教外衣，作恶多端的和尚道士原形毕露。
作品描写瞿天民学儒、从医、经商的种种波折，反映了当时细民生活之艰难。
瞿天民家中二个媳妇合谋，预备害死小叔，独吞家产，瞿天民托人寻找坟地，地痞帮闲敲诈勒索，从中渔利等都活脱脱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
总的来说，《禅真逸史》与《禅真后史》相比，前者写英雄豪气为胜，后者以描写世情见长。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语言简洁明畅，自由活泼，铺事状物，绘声绘形。
尤其是使用方言俚语，受到了图貌传神的艺术效果。
方言俚语有“这叫竹管煨鳅——直死”、“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早死早托生，依然做后生”，“只图个醉饱，那管猪拖狗咬”，“懦夫生中寻死，好汉死里求活”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生活阅历和语言的功底。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民没有民主。
封建法律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有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一面，也有调节与制约阶级矛盾的一面。
法律的正确执行，既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也可以防止超越法律许可程度的压迫与剥削，为的是防止广大人民起来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从而推翻统治者。
但是，在人民完全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法律的施行完全取决于官吏，官吏清廉，法律就执行得好一点;官吏贪酷，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
而且，统治阶级往往不满足法律所规定的种种特权，总要千方百计地谋取法外特权。
对于这些法外特权，敢不敢加以抑制以至制裁，也完全取决于官吏。
刚正不阿的官吏敢于制止法外特权，谄媚逢迎的官吏就会放纵恶霸豪绅横行不法。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屈打成招，冤狱遍地，成为封建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
尽管人民在封建重压下呻吟，想清除这种沉重的迫害，但他们还未觉悟到必须废除封建专制制度，他们希望执法如山的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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