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要用宋江、李逵将一些独立的故事连在一起，就让宋江、李逵下山接父亲或母亲，其他头领家眷都是小喽罗接上山的，这就不合情理了。
此外李逵每次下山都要约三事，情节多有重复。
还有就是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思想也有三种说法:一是农民起义说，二是市民说，三是忠奸斗争说。
这三个观点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水浒传》是反映农民起义的，它所刻画的宋江起义有历史事实为依据，作者把这一历史上并不出色的农民起义写得波澜壮阔，高潮迭起，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家喻户晓的农民起义。
在小说中，深刻地揭示了农民革命的社会根源，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强烈愿望和理想。
以打鱼为生的阮氏三兄弟，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因此他们痛恨那些搜刮地皮的封建官吏:“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
所以吴用说出劫生辰纲的谋划，他们立刻响应:“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
李逵、朱贵等提出“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的口号，要晁盖做“大宋皇帝”，宋江做“小宋皇帝”。
这表现了农民起义者对推翻封建王朝、夺取政权的向往。
同时《水浒传》还反映了农民革命“星火燎原”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古代农民战争的基本形式和规律。
因为小说首先描写了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人的个人反抗，他们虽然英勇无比，但是这种分散的自发的反抗行动都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能招来封建统治者更加残酷的压迫。
于是他们纷纷投身革命洪流，与统治者展开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农民起义与江湖绿林好汉反抗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以梁山泊为根据地。
不过他们不管是攻打青州、大名府等袭击行动，还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反围剿行动，最后他们打一块丢一块，固守梁山泊，没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是我国农民革命中常见的弱点。
《水浒传》塑造了一些农民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最后梁山英雄受诏安，被利用去征方腊，遭到残酷镇压的命运，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和失败的悲剧。
从以上分析来看，《水浒传》的确是一曲农民革命的颂歌。
水浒故事长期在城市流传，市民群众和艺人是水浒故事的主要创作者，他们并不熟悉农村生活，也并不真正了解农民，他们是用市井细民的眼光来观察农民起义的。
因此，在他们的渲染与修饰下，梁山义军虽然还保留着某些农民起义的特点，但它实际上是被市民观点改造过的一次农民起义，小说中更多的是对市民生活的描写，也多少反映了市民的心声。
《水浒传》描写的不是广大农村而是市井社会，不见田野庄稼，不见农业耕作，而只有酒楼妓院，瓦舍勾栏;不见地主恶霸的地租剥削和高利盘剥，而是衙吏猖獗，地痞流氓横行。
《水浒传》里的官逼民反，官是封建官僚，民是市井细民，另外，书吏宣扬的是以侠义为核心的市民道德观。
表现为见义勇为、扶困济危、刚强义烈、恩怨分明、受恩必报的道德原则。
所以《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英雄颂歌。
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小说作者并没有把梁山泊起义理解为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看作“善与恶”，“义与不义”，“忠与奸”的斗争。
因此，小说以“忠奸斗争”为线索把一个个水浒故事串联起来，在书中竭力歌颂忠义思想。
所以，志在推翻朝廷的方腊被视为十恶不赦，而受招安的宋江被称为“一生忠义”;对于水浒英雄受招安作者是作为“普天同庆”的盛事来描写的，梁山义军接受招安既是“顺天”又是“护国”而不是投降。
最后，作者把“奸臣误国”作为许多水浒英雄被陷害的原因，作者一方面清醒地看到奸臣未除，忠臣义士仍然没有前途，写了悲剧结局。
可是另一方面，又不违背忠君思想，宋江明知被毒害，却视死如归，忠心不改，皇帝也为他封侯建祠，留下一条虚幻的光明的尾巴。
可以说水浒故事既有农民革命思想的闪光，又有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最后加工者把它们联缀成长篇巨制时，又用忠奸斗争的思想对它进行了加工改造。
因而《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呈现了多元融合的趋势。
而且《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作品，它成功地塑造了神态各异、光彩夺目的英雄群像。
《水浒传》以“众虎同心归水泊”为轴线，描写英雄人物经历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百川入海，汇集到梁山泊。
他们上梁山的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奔上梁山、逼上梁山和拖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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