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地说，丑包含于美之中，是美的另类表现方式。
丑并不是一味地等同于“恶”、“恶心”、“下流”、“鄙劣”，而是具有一种能够触及内心、震撼心灵的魅力。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丑即是一种变形了的美的展现，是深化、扩大了的美，它更接近自由的“真”，丑就是一种“大美”。
至于丑的涵义问题的问题的话，
这里我们可以先引述前人对丑的一些理解与认识。
中国在上古时期，有关“丑”的论述就很多：“齐美丑，一死生”，“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庄子），“得精神于陋形之理”（葛洪）。
佛教传入之后，佛家之妙境是建立在对现象世界的全盘否定之上的，故把现实世界都看作是“秽”即“丑”的。
至明清时，“丑”愈加被重视、凸显。
学者们认为“陋劣之中有至好”（郑燮），刘熙载在《艺概》中多次肯定丑、怪、野、狂、粗拙等异类的艺术风格，谈到“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
张竹坡更是认为“丑艺术”有着不可取代的存在价值和欣赏价值：“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泻。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
此后到了近代，王国维和鲁迅皆倡导艺术丑反映现实真，并身体力行，前者在评价《红楼梦》中表现了肯定丑、悲剧的倾向，后者则在《摩罗诗力说》中否定“无邪”而推崇“恶魔”，呼唤着“复仇”与“憎”的丑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蔡仪等人也提出过自然丑与艺术美的转化问题。
但是纵观传统理论，却几乎没有对“丑”下过清晰的定义。
在当代，随着我国学术理论的日趋完善和西方理论的影响深入，有一批学者开始专门研究“丑”和“审丑”。
其主要人物有：栾栋、王庆卫、张玉能等。栾栋先生认为：“丑陋是时间施展淫威的显隐纸。”
而且“从丑的自然属性来讲，它是时光对生命的消磨和腐蚀，是稀释过的死亡。”
“在这个层次上，丑既不是恶，也不是善，而是自然规律的表现，但是从丑的社会属性来看，丑又是有着伦理的年轮的。”
“在部分的丑和人的卑劣性以及文明社会阴暗面相互切分的意义上讲，可以把这类丑的特征看作恶的标志。”
“但是绝不能笼统地在丑和恶之间划等号。丑不一定就是恶。”
”恶未必一定以丑的面目出现，正如善也可能有丑陋的外表一样。”
像是王卫庆先生注重于对丑的历时性分析，认为：美是传统、理性、自由的代名词，而丑则相反，它是“推崇主体的原始欲望和生命冲动的自由张扬及无意识层面的内心真实的展现”。
它是主体内心的一种感性冲动，是“理性正常的人所体验到的痛感”。
“在理性精神的语境下，丑是非理性精神的表现；丑被看作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和混乱、芜杂、失序的形式。
它是形式上的扭曲或错误和本质上的低劣鄙陋和悖谬。
因此丑是对理性所认，当然，美和丑亦绝对不能说是混同、无区别的。
就道德伦理尺度上而言，美丑善恶之间是绝对的对立关系，而就审美尺度来讲，美与丑之间则又是彼此相互交织，并可以进一步互渗拓展的。
此处“美丑关系说“正是就艺术、审美角度而言的。”
“这跟古代的学术传统有关，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艺术理论是偏重于情感体验式的，并不专注于概念的界定。”
“可的那些美的形式的背离。它不遵从理性归纳出的那些原则，有时似乎也无任何原则可遵循，这种对审美理性原则的违背，可以是出于一种自身的低劣，无法达到原则的要求。”
“也可以是一种刻意的扭曲，在审美对象的行式中踏着另一种鼓点行走。”
“这两种形式的丑，都呈现为不自由的状态??后者正是人的非理性精神中永恒不灭的诗性智慧。”
他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基础上最终得出：丑的实践根源是“人类活动中的目的性与规律性的乖离，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不统一，即‘不自由’状态”。”
“丑在实践中生成，它不是对象的固有属性，而是审美主客体之间关系的体现，是一种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
张玉能先生也认为，“‘丑’是反规律性与反目的性的耦合”。
在西方，关于“丑”的理论，值得提及的哲学家、美学家主要有：亚里士多德。
比如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对丑作过精确的定义，但他说过“滑稽是丑的一个分支”。
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从侧面给出了一个丑的范围。
同时他还指出：为什么现实丑进入艺术中会使人感到欣赏的快感？
因为再丑的事物，只要被当作艺术素材，它就是“一件模仿品”，模仿“常常是令人愉快的”，尽管“被模仿、被临摹的东西是令人不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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