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实质上依旧是一种儒家思想学说，为维护封建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但无论从“致良知”说或“知一”说来看，处处都隐含着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处处是反对八股化道学，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套，从而又具有反传统的意义。
可见王阳明学说构成了当时思想界的龙脉，像是《传习录》中记载其平日教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即以善、恶学说诠释了他的哲学思想。
王守仁堪称一代思想家，他在《王文成公文集原叙》中曾自诩云：“所云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
就连朱德普也说：“阳明的学术思想，承接了尧舜的正传，孔氏的心印，发挥了内圣外王的工夫，转变了理学的颓风，支配后来近五百年的思想流变。”
王阳明“心学”创立之后，王学左派思想延续至后代，其派别有以钱德洪、王畿为代表的“浙中王门”，以邹守益、罗洪先为代表的“江右王门”，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
李贽是泰州学派代表王艮之子王襞的学生，他早年出入官场，之后却遁入空门，在寺院里处理公事，他是个狂禅人物，其学说以“异端”自居，并提出了“童心说”，即“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李贽的“异端”思想，承接着王学左派思想。
汤显祖极其推崇“异端之尤”李贽，汤翁“主情说”也受之影响。
从孔孟内圣之学中衍化出来的王阳明“心学”，由理性到感性、由伦理到心理、由天理到人欲等方面逐渐地发生着裂变，最终走出了内圣之学纯粹遵循伦理道德规范的模式。
伦理世界的绝对价值标准从根本上予以否定，道德理性不再制约着思维，转向了自然感性的张扬，内圣之学的基本法则荡然无存。
李卓吾“异端”思想为内圣之学的残喘敲响警钟，其特征是标举自然人性论的旗帜，抨击内圣之学的伦理绝对主义，淡化乃至摈弃心学核心命题“心即理”的道德本体论含义。
随着内圣之学的瓦解，人们的心灵也显得躁动，开始广泛地追求自由解放精神，进而激活了晚明思想界，也使后续的思想家放开眼光，打破传统，这种理论走向集中体现在李卓吾理论观中。
无论是王守仁“心学”，还是李卓吾“异端”思想，皆在反理学。
这种思想缘起于思想家本身的特殊人生际遇以及晚明社会大背景的影响。
在科举取士的明代，士子们已然成了封建统治者利用的对象，不再是为国谋利益的栋梁，相反却是在受着统治者无情的束缚，连番落榜使得他们对朝廷的科举取士产生质疑，偶或中榜的士子在统治者控制下的牢笼里也是处处碰壁。
“心学”的提出和传播，自然契合了士子的心理需求。
士子心态的改观，也引起了他们人生路径的改变，从而选择了退隐山林，归情感于文学创作，以泄心中之愤怒。
晚明时代，人的感性情欲一度冲决了理性伦理的堤坝，反理学思潮的掀起直接影响到了文学界。
“心学”所标举的“心即理”、“致良知”的命题扩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并逐渐转向了提倡以内在的自然、情感、欲求为人性本体，而反对以外在的天理、规范、秩序为人性本体。
明末封建经济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影响到了意识形态的剧变。
王学左派所倡导的个***思想受到了广泛的普及，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他们反封建的要求也在不断加强。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心学”笼罩着晚明思想界和文学界，它大胆怀疑一切固有学说的精神，对于文人情感的抒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诸如汤显祖、周朝俊、吴炳等剧作家也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受到反理学思潮的影响，于传奇作品中突出“以情反理”的文思脉络，一改之前的“以理节情”。
进而将这种适应时代的思想通过传奇中特定人物形象的“知”与“行”表现出来。
所以晚明传奇中的情鬼戏，着意选取了一个奇异的“鬼中人”形式，刻画了人们在不堪忍受封建礼教压抑下的斗争，进而展现出礼教束缚下“情”对“理”的批驳和反抗。
汤若士《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年方二八，却香魂陨落，《幽媾》一出，当丽娘的游魂邂逅柳梦梅时，敢于直言她的相思爱恋之情，虽无在世父母的怜爱，但也不再被封建家长约束行径：
【宜春令】〔旦〕斜阳外，芳草涯，再无人有伶仃的爹妈。奴年二八，没包弹风藏
叶里花。为春归惹动嗟呀，瞥见你风神俊雅。无他，咱待和你剪烛临风，西窗闲话。
周夷玉《红梅记》中《鬼辩》一出，慧娘的游魂对贾似道再无之前唯恐其不悦的忧虑，而是自作主张地私放裴禹，并与似道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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