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国鬼文化的社会作用的话，大家都知道，由于中国鬼文化的上述突出特点，使得它一经产生，便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包括即使在当今社会，鬼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也俯首可见。
像是随着鬼文化的发展，导致厚葬之风久盛不衰，使得大量财物被浪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比如作为厚葬的标本，有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有咸阳北原和洛阳北邙山上那一座座栉比鳞次、气象恢宏的汉代陵墓群，有北京的地下宫殿，有河北的东陵、西陵。
人死了千方百计厚殓丰葬，把珍贵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以至把陶俑、活马、活人塞进坟墓里陪葬的事，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在帝王厚葬之风的影响下，一般达官、显贵也相沿成习，竞相效仿。
例如《潜夫论(浮侈篇》对东汉贵戚、豪门厚葬的情景作了生动的记载:“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缕玉，儒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置葬，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植松柏”。
而与厚葬之风相适应，便是葬礼的隆重繁琐。
如西汉重臣孙光死后，送葬时羽林孤儿诸生共400余人挽送，车辆达万余乘，道路皆举哀以送丧。
霍去病死后，送丧时武帝发属国玄甲军阵送行，从长安一直摆到茂陵。
由此，厚葬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构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负担之一。
《晋书-索琳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
即新皇帝即位一年后，要从每年所得的贡赋中拨出三分之一来修建皇陵。
其次无论是上古神治、人治合一时期，还是后来人治、神治分离阶段，鬼文化的盛行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
因为在上古人治、神治合一时期，“鬼”凌驾于一切政治之上，鬼神的意志直接体现在政治行为上。
例如，黄帝即是华夏部落集团的首领，同时又是部落中最大的巫师。
传说他“合鬼神于西泰山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后来他与蚩尤逐鹿大战，参战者除华夏部落集团各氏族外，还有四方的鬼神。
在神治、人治分离的过渡时期，鬼神对社会政治的裁决权仍然表现的十分重要，这从殷商社会可以清楚地看到。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
国王事无大小，都必需请示鬼神而后决。
而代表鬼神发言的是巫史，巫偏重鬼神，代鬼神发言用筮法。史偏重人事，代鬼神发言用卜法。国王的行为须征得巫史同意方可。
到了神治、人治分离后，鬼文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虽然不再具有直接性、决定性特点，但它仍然从思想上、精神上间接地发挥着影响作用。
如，历代统治者利用祖先崇拜来维护王族地位的神圣性，调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等。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因果报应的鬼文化观念作为政治的补充手段，更是有效地钳制了下属劳动者的思想，起到了维护封建基层政权的作用。
还有就是历代围绕鬼神有无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
要知道在中国思想史上，形神关系的争论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神灭即无鬼，构成了无鬼论。
神不灭即有鬼，构成有鬼论。
自春秋战国到汉代，围绕形神关系问题曾有过长期的争论。
墨子以杜伯鬼魂射杀周宣王、庄子仪鬼魂杖杀燕简公等历史记载为依据，强调鬼神无所不在，主张敬祭鬼神。
庄周用气的聚散来解释生死现象，强调“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
孔子则主张敬天法祖，敬鬼神而远之。
稍后一些的荀况则直接否认人死为鬼。
汉代桓谭、王充借烛火之喻否定灵魂不死说。
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入，神不灭论广泛流行，神形关系的争论遂掀起一高潮，无神论者范缜写出《神灭论》名作，提出“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哲学思想。
到了隋唐之后，形神关系的争论依然存在，时有交锋。
正是在上述思想论证中，“生”、“死”、“形”、“神”等概念逐步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仅此可见鬼魂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而鬼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对包括文学创作、美术、雕塑、音乐、舞蹈、戏曲等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文学方面讲，一方面随着丧葬、祭祀等鬼事活动的进行，出现了与之有关的墓志铭、祭文、吊文等文体，另一方面许多文人学士以民间鬼故事为基础创作了大量鬼神志怪作品，诸如:《搜神记》、《灵鬼志》、《幽冥灵》、《封神演义》、包括《西游记》和《聊斋志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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