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文选》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梁昭明太子萧统撰，选录先秦至梁代作者一百三十余人的赋、诗、诏、表、书信等诸体文章，凡三十卷（李善注本及六臣注本均分为六十卷）。萧统爱好文学，许多着名文人都曾与之游处，《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也曾为其东宫通事舍人，深为他所爱接。萧统常与这些文人一起讨论和写作文章。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说，当时东宫有书近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文选》的编撰，很可能有这些文人参与其事。至于其成书年代，研究者据不录存者的惯例，认为在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后（所录作者中陆倕最后逝世，时为普通七年）。《〈文选〉序》大约也写于是年前后。
自汉末建安时期开始，我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们的文学观念有很大进步。人们将文章的地位、作用看得很重要，对于文章的审美特性也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不再像汉代儒生那样把文学视为经学的附庸，狭隘而过分地强调其政治教化作用了。齐梁时骈体诗文有很大发展，讲究词藻富丽，对偶工整，声律和谐，人们对文章语言的形式美非常看重。这样的文学观念和趣味，在《〈文选〉序》中都有所反映。
《〈文选〉序》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论述“文”的起源和发展。认为远古时代，物质生活贫乏，社会风气淳朴，只须结绳而治便可应付简单的人事，尚未有“文”。至伏羲氏时，才画八卦，造文字，于是逐渐产生了文章典籍。这是借用了伪《孔安国古文尚书序》中的话，以说明“文”起源极古，并出于圣人之手。接着又引《易·贲卦》彖辞语，说治国者须观天文以察时序之变化，观人文以教化天下之人。这是为了强调“文”的重要。然后总结道：“文之时义远矣哉！”这里所谓“人文”、“文”，都是泛指文化、教育、礼乐制度等，当然也包括诗文写作。《文选》是一部文章总集，固然选录了诏册章表等封建政治生活中必需的文体，但更选了许多抒情写景、与政治无明显联系的诗赋等作品；即使诏册章表等，之所以编入，主要也不是为了进行教化，而是供欣赏和揣摩。那么萧统为何将诸体诗文与广义的“人文”相联系，并推始于圣人，又与“天文”相牵合，强调其教化作用呢？因为这样一来，诗文写作的地位就被抬高了。此种说法早已有之，齐梁时代更屡见不鲜，《文心雕龙·原道》便是其中最为系统完整者。接下来论文章发展的总规律。萧统以车辆和寒冰作比喻，说明一切事物，无论人类生活还是自然界的事物，都是按照“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规律发展变化的，那么“文”自然也是如此。它“随时变改”，不断发展，由简单质朴趋于繁复华丽。此种认识也非偶然，而是文学发展客观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晋代文论已言及文学由质趋文的变化，东晋葛洪所论尤详。他说：“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抱朴子外篇·钧世》）至南朝时，人们对于这一点认识得更为普遍，不管是论社会生活，还是论文学、书法等，都常常举出古质今文的规律。《〈文选〉序》所述，与时代风气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段简论诸种文体。或简述其发展过程（如说赋始于荀况、宋玉，经贾谊、司马相如而发展至今，已是内容广泛而“不可胜载”；又如说诗始于《诗经》时代，至西汉形成五言诗等等），或说明其功用（如说颂用于歌功颂德，箴、戒用于规谏告诫，诔用于赞美死者，赞用于配合画像），或指出其写作特点（如说论要求分析道理精深微妙，铭则具有风格清润的特点），也有许多仅仅列举其名。所论内容，基本上是承袭魏晋以来文体研究的成果。所言及的文体，多达三十余种。这样细致地区分文体，也是当时人的共同倾向，如《文心雕龙》所述文体即与之大体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最后几句话，将各体文章喻为各种音乐和色彩，说它们都是“入耳之娱”、“悦目之玩”。这表明在萧统看来，诸种文体都具有审美价值和娱乐作用，诗赋等抒情体物之作固然是这样，诏诰教令等实用性文体也是如此。这种看法也由来已久。如西汉司马迁即称赞汉武帝册文“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史记·三王世家》），建安时曹丕也说阮瑀“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与吴质书》），都反映了人们对于公家文书的一种欣赏态度。
第三段说明编撰《文选》的目的，是由于年代久远，作家作品众多，必须“略其芜秽，集其清英”，才便于阅览揣摩；还说明了编撰体例，系按文体编次，而诗赋二体中又各分门类，一类中则以时代为先后。这一段的重点，则在于阐明选录范围乃是单篇文章，成部的经、子、史着作均不入选。其理由是：儒家经典出于圣人之手，光照千古，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不可剪截割裂。子书的特点在于“立意”，而不在于表现写作才能。各种着作中所载“贤人”、“忠臣”、“谋夫”、“辩士”的口头言论，虽经记录成文，但当初究非文章，故也不在选录范围之内。至于历史着作，其作用在于记事实，寓褒贬，也不同于文章。但史书中的赞、述（均为撮述一篇大意的四言韵语）和序、论（史书纪、传前或后所载作史者的论述），“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乃精心结撰、注重文采之作，与其他单篇文章一样，表现了作者的写作才能，故可入选。将史书的论、赞当作单篇文章欣赏，这在南朝时也是普遍现象。例如刘宋范晔《后汉书》的论、赞就颇为人所重，曾别出单行。《文选》“史论”、“史述赞”两类选范作也最多。萧统这里所谓“辞采”、“文华”、“沉思”、“翰藻”的说法，虽是就史论赞而言，但也体现了他对各体文章审美特性的看法，即文章的语言应该富于藻饰之美（包括对偶、用典、词藻、声律等）。实用性文章也被视作“入耳之娱”、“悦目之玩”，其语言富于声色之美正是一个重要原因。清人阮元曾说，《文选》之所以不录经、史、子着作，就是因为这些着作比较地不讲究藻采，不能名之为“文”（见其《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等文）。其说有一定道理。在南朝大多数人心目中，文章之学具有独立的地位；经史子性质与单篇诗文不同，人们对于它们主要不是从文章写作的角度去欣赏和研习的。在刘宋时的国学中，文学就已作为单独一科而与儒、玄、史并列了。究其原因，与经史子着述就总体而言比较不重视藻采是有关系的。但阮说又不够全面稳妥。因《文选》之所以不录经史子，更与撰录别集、总集时只录单篇制作的通行体例密切攸关。应该说，《〈文选〉序》关于选录范围的话是萧统对这一通例所作的解释，而其解释中又反映了时人对文章审美特性的看法和文学取得独立地位的事实。
《〈文选〉序》本身也体现了对文辞声色之美的讲求。其句式大多整齐，四字、六字句最多，但也富于变化，还时而插入散行之句，因而并不呆板。讲究对偶，注意声调的变化和谐，读来铿锵流利。语言形象而颇见锤炼之功。如大辂增冰、陶匏黼黻之喻，都很生动贴切，给人深刻的印象。而“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更成为至今仍有生命力的成语。又如称“贤人之美辞”等为“冰释泉涌，金相玉振”，也十分凝练。《诗经·大雅·棫朴》有“金玉其相”之语，东汉王逸《离骚叙》则云“金相玉质”，都是说内在质地之美。又《孟子·万章》下有“金声玉振”之语，是说声音如钟磬之美。萧统合之为“金相玉振”，则既称其质，又美其声。凡此之类，都是颇具匠心，能给读者以美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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