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陶渊明作为一名伟大的诗人，当世声名不显，死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鲜为人知。他的超群拔俗的真纯品格和澹淡飘逸的田园诗歌，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应有重视。刘勰《文心雕龙》洋洋数十万言，纵论古今作家，惟只字不及陶渊明；钟嵘《诗品》清理诗歌源流，排列诗人座次，陶渊明仅列中品；颜延之与陶渊明私交甚笃，过从颇密，尝着《陶征士诔》一篇以示哀悼，也仅作“征士”观之而已。独有萧统，独具慧眼，最早认识到了陶渊明作为一名诗人的“独超众类”的价值，对其作品广加搜求，区分编录，在陶渊明逝世百年之后，编成了《陶渊明集》，使其作品免遭散佚之灾。这事本身，功德已不可限量。而这篇序言，正反映了萧统编定陶集的思想认识，初次给陶诗以应有的评价和较高的地位，反映了他对陶诗与众不同的认识和爱好，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
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阐述作者对于立身处世的观点。他提出一个“道”，认为“道”是立身处世的准则，是最高境界。作者首先指出两种处世方式，一是“自衒自媒者”，一是“不忮不求者”。认为前者是“士女之丑行”，后者是“明达之用心”，是非褒贬，一目了然。然后由圣人贤人的韬光遁世，推引出这个“道”字来，提出“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的中心命题。他认为，人生居一世，倏忽如白驹之过隙，稍纵即逝，所以“宜乎与大块而盈虚，随中和而任放”，怎么能够整日为忧虑恐惧所纠缠，被庸俗杂事所驱使呢？“与大块而盈虚，随中和而任放”，是作者对于“道”的具体阐述。接下来，便围绕着得“道”与失“道”，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一曰得显达者未必得“道”。他举出欢娱、饮食、荣耀、显贵之至极者，认为“乐则乐矣，忧亦随之”，因为宦海沉浮，官场险恶，常常是福祸难量，庆吊相及。因而，智者与愚夫处之，便是截然不同的态度。智者胜履薄冰，愚夫若泄尾闾。智者贤人虽居之，但以求“道”未臻之故，而常怀忧戚之心；愚夫贪士犹竞之，则去“道”愈远而所趋愈卑。所以说，得显达者未必得“道”。二曰处穷困者未必失“道”。“玉之在山，以见珍而终破；兰之生谷，虽无人而自芳”，这两个显明的比喻，说明了居处高低，不是衡量“道”的标准。而“玉之在山”句，说明处者以高显而招身破，是总绾上文；“兰之生谷”句，说明处者以低微而得身全，正启揭下文。所以，这二句比喻，作为转折，确乎自然贴切，巧妙无比。下文列举庄子、伯成、安期生、老莱子的事迹以及鸳雏、杂县的典故，都是进一步论证“兰之生谷”的道理。圣者贤者韬光遁世，所以才“道存而身安”。行文至此，大义已明，作者仍感意犹未尽，将笔触再度伸向历史的长河，捕捉到更多更显目的正反两方面的生动事例，一一数来，历历如贯珠，进一步增加了说服力。子常、宁喜、苏秦、卫鞅、主父偃、楚子、霍光之流，都曾有过风云一时的显耀，达则达矣，皆因“道亡而身害”。这是回应第一层得显达者未必得“道”的意思。唐尧天下之主，王子乔天下之储，皆有韬光遁世之心，视荣华富贵如敝屣，是为得“道”，所以“道存而身安”。这又补足了第二层处穷困者未必失“道”的意思。文气上下贯通，首尾呼应。最后才总括起来，认为至人达士，应当敛迹息影，韬光养晦，入世而不泥于事，寄心为事，得意而忘形。在作者看来，这就是“与大块而盈虚，随中和而任放”，臻乎此，便可谓得“道”。
作者坐而论道，宏论滔滔，为下一步论述陶渊明及其作品，做了实实在在的铺垫。这同时也就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视角、一个观察点：萧统是从立身处世的角度来认识陶渊明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欣赏陶的态度，推崇陶的方式。陶渊明其人，就是萧统的“道”的典型代表和理想化身。萧统的大段议论，在陶渊明身上才落到了实处。所以，序文的第二部分，则着重论述陶渊明其人及其作品。“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这本身已十分新奇，足以昭示陶的与众不同的性格；而“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则更清警俊拔，深刻揭示了陶诗的深沉隽永的内蕴。本句句式与第一部分末句“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基本一致，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也基本相同，寄事忘情与寄酒为迹，其旨一也；且以一“亦”字从形式上标志出前后文气的赓续关系：前者收绾上文，后者启迪下文，上下前后的内在联系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来。举重若轻，巧妙自然，其起承转合的手法之高妙，于此可见一斑。以下则分三层评论陶诗。第一，评诗品，论人品。作者以形象的语言，精练的文字，高度评价了陶诗的品格，而且，把它与陶渊明本人的“贞志不休，安道苦节”紧紧联系起来，使人一睹陶诗之真髓纯韵。这里，作者又提到“与道污隆”，再次与上文“与大块而盈虚”相呼应，将抽象的“道”的说教在陶渊明身上具体化、形象化了。萧统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衣轻裘，食美味，荣华富贵应有尽有，惟有心性不得施展，故常有遗世高蹈之想。他之念念不能忘情于“道”，深深笃爱陶渊明其人，企羡陶的方式，正是这一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这是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对陶渊明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而且语言形象生动。有的，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如“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等等，已成为千古不易之评，常为后来论陶者所引用。第二，指出陶诗之不足，并说明编纂陶集之缘由。他认为陶集中“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理由是没有讽谏，所以价值不大。陶渊明的《闲情赋》，描写了作者对一位外貌艳丽、内心世界极为丰富的美丽女子的深情爱慕和热情追求，个中有无寄托，历来说法不一。但它无疑是陶集中的上佳之作。萧统这里批评它是“白璧微瑕”，自有其认识的局限性。但如果撇开这个批评本身，仅从其立论的角度来看，则可以窥见，萧统对于纯粹描写女人举止体态的作品，是不满的，是持批评、否定态度的。由此也可以透视出，他对盛行于时的专以描写女人起居、体态、服饰等搔首弄姿的作品——宫体诗，显然是持批评态度的。这就显出了他不苟世风的见解，见出他的卓荦不凡之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肯定其持论的积极的一面。大概也正因为萧统对于世风的不满，他对陶渊明特别“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第三，论述陶诗的社会功能。“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云云，则将陶诗的功能提到了很高的程度。其说虽有夸大，反映了萧统的偏爱，但这又反映了萧统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的文学思想。他不但说读陶诗可以“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还将它提到“有助于风教”的高度，足见其对于文学的社会功用的重视。这与当时注重辞采华靡，只讲究文学娱心性、快耳目的风尚相比，又见出萧统的高出一筹。总此三层意思，萧统几乎把陶渊明当作一面旗帜，高擎起来，标帜人生之“道”，宏扬文学之功，也作为自己的理想寄托之所，娱心遣意之宅。
本文在艺术上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是结构，取先放后收式。先论“道”，后论人；先抽象，后具体。纵笔挥洒，横古贯今，滔滔不绝。行文至大半，仍不及陶渊明一字，仿佛全与陶无关似的。然后调转笔锋，峰回路转，巧妙过渡，将视点集中到陶渊明身上，就势评说，水到渠成。于是，析论则鞭辟入里，论人则入木三分，说艺则点到为止，使人获渐入佳境、会心领悟之趣。其次是形式，大体走骈文一路，形式整饬，语言工丽。对仗排偶，参差而下，意思赓续，一气呵成，都很好地配合了中心意旨的表达。尤其是文章不守成式，注重变化，间亦杂以散句，更使全文显得抑扬顿挫，跌宕生姿。最后是用典。此文不但用典多，而且多取材于老庄，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喜好使典隶事的文风，也说明了萧统对于老庄的偏好。兴许正是从这种偏好，他才逐渐悟出了他所反复阐述的那个“道”，认识了陶渊明作为一名诗人的价值，而与之心心相印、血脉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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