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本文原见《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曹操文武并施，“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寻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又说他也擅长音乐和草书。而他的文章，直抒胸臆，情畅气爽，理直事确，是很具有风骨的。无论是短篇还是长文，无论是赞扬还是嘲讽，其语言运用，都很精妙，总的看来，是高于当时文人的。本文正是他的代表作。
本文写于建安十五年冬在邺城建立铜雀台时期，主要是针对当时有关于他将篡汉的流言，表明态度，表示自己本来的志向很低，现在扫平了袁绍、刘表等，位为丞相，已超过所望，又何况三世受汉厚恩，从不想代汉为帝；但也不能放弃兵权，使自己和子孙为虚名而受实祸。言外之意，则是保证自身是不会取汉而代之的。他自比周文王有三分之二的天下，还尊奉纣王，那么将来由于时势的必然，自会由他的儿子代汉，这是不言而喻的。可见，这篇文章写得自然是既坦率而又含蓄的。文中历写自己的生平，很善于反映他某个时期的心理状态，既生动而又极详实。
第一段（第一自然段）写曹操初举孝廉及为济南相时期的潜在想法和所受到的打击。曹操灵帝熹平三年（174）举孝廉，才二十岁，所以文中说“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他自己认为不是隐居岩穴的知名人士，怕被海内名人看成平凡愚蠢之辈。而实际上，他表露的正是他因出身阉宦养子后代感到不光彩的心态。“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表白自己志愿只在做一个太守官，好好搞政教来建立名誉。他以作济南相（济南王国的相，相当于一个郡的太守）为例。灵帝光和末年，他迁济南相，王国管辖十几个县，县的官长多依附贵戚，赃污狼藉，他奏免了八个。“除残去秽”就是指这件事而言。“平心选举”是说王国推荐孝廉茂才等，不徇权势。他认为由于上述原因，得罪了诸常侍（宦官），最后“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所以托病还洛阳。这一段是写他的最初志愿只在做个好郡守，树立好名誉。
第二段（第二自然段）则写他在洛阳，四时都回谯县（今安徽亳州），建立精舍，想秋夏读书，冬春弋猎。他还想“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他的心里琢磨着与他同时举孝廉的人，有的年已五十，自己想等待二十多年，天下清平再出来做官，也不过才五十岁，可是这个想法又落空了。《三国志·武帝纪》引《魏书》说曹操“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拜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但这种意愿为什么不能达到呢？这是因为冀州刺史王芬等发动了一场叛乱未遂，而西北金城郡边章、韩遂等也起兵叛乱，兵众有十余万。由此曹操被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打算西征。
第三段（第三自然段）写为典军校尉时的志愿。无疑，他是想讨平金城郡边章、韩遂的叛兵后自己可以做到征西将军并封侯。而他说用以题墓道，则是为了说明他是以此为最高目标的。但世事不由人，文章转入“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随后又写到起兵时的心理。当时他不愿多招募兵马，恐怕成为强敌打击的对象，以此说明自己意在平董卓，也没有抱什么更大野心。
第四段（第四自然段）突出表现自己扫定天下的功绩。初平三年（192），曹操领兖州牧，破降青州黄巾三十余万，奠定了军事力量的基础。“袁术僭号于九江”，指建安二年（197），袁术称帝号于九江郡治寿春（今属安徽），因畏惧曹操，没有敢告示天下。文章写袁术两妇预争为皇后，人有劝他真即帝位，他却说：“曹公尚在，未可也。”逼真地画出袁术畏操的面目，也反映出自己的雄才大略。“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是叙述同年九月，进攻袁术，袁术渡淮逃走，曹操讨杀他留守的桥蕤、李丰等四将，袁术称帝的野心破灭，建安四年病死于寿春江亭的一段史实。曹操的劲敌，公开想称帝的是袁绍，本文叙述自己大破袁绍时说：“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这里概括了前后八年的史实：建安五年（200）操四十五岁，十月大败袁绍于官渡；七年再进军官渡，袁绍死。十年又攻冀州杀袁谭；十二年兵出卢龙塞，辽东太守公孙康杀袁尚，袁氏势力全被消灭。由于操挟天子出政令，扫平叛乱，所以自称“投死为国，以义灭身”，即为国不顾死，仗义而弃身。他认为自己名声“足垂于后”。这就是他扫平群雄时的志愿。下面讲到刘表，则是突出汉室宗亲有称帝野心的。他认为刘表是“乍前乍却，以观世事”的人物，即忽进忽退，窥伺群雄成败，据有一州之地而从中渔利。他述及建安十三年刘表死，刘琮降，“遂平天下”。那么，“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已达到志愿的极限，还有什么可言呢？但他自己却知道功大已到难以酬赏地步，上面所举的事例足以说明汉室没有他，就不能存在，“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于是他针对这一情况而提出问题，自作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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