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此赋开篇即以沉重的笔触感叹命运之无常！这就使赋作充溢着一种对生命的焦虑感。作为“士”，本应追求独立不迁的人生操守，但在现实中却不得不“屈意从人”。要么保持自我的耿介，“正身俟时”，然而生命苦短，如果藏器以待时，那将意味着永无出头之日；如果刻意追求，又有探求禄位之嫌。弄得不好，还会事与愿违，自取其辱。使自己像抵触篱笆的羝羊，未能逃出樊笼却徒受损伤。那么，像历史上那些大贤高隐一样，做一个隐士如何？答案仍是否定的。因为古往今来，没有谁真正甘心于接受这种没世无闻的结局。
西汉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由多元趋于融合的时代，知识分子只有依附于当政者才能有所施展，发挥自己的才干，否则只能终老山林，默默无闻。在这种背景下，对进退出处问题的思考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一大主题。据学者们考证，董仲舒此赋作于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前后，此时作者因病自胶西相免官归家，对官场的沉浮颇多切身之感。赋中认为，决定“士”“遇”与“不遇”的关键，主要在于所处时代的好与坏。在作者看来，自己的时代，世风崇尚以辩诈为高，而贞士却追求耿介自律，这就形成社会环境与生命个体价值尺度的矛盾冲突。士越是注重自我修养，“日三省吾身”，就越背时！世俗之人既指黑为白，又人多势众，连鬼神都无可奈何，圣贤也难能为力，士就只有痛苦煎熬自我了：出门与之同流合污心有不甘，自藏其器又增不合时宜之病。作者看到，历史与现实也有惊人的一致性：历史时空中的清廉之士同样没有出路。像商代的卞随与务光，周代的伯夷与叔齐这些往古贤人，他们也只能以甘守贫贱作为生命的归宿；也有一些刚烈之士，如伍员、屈原，奋而与命运抗争，采取了以身殉道的方式，但对于汉代的士人来说，这种方式过于极端，未必可取。
然而生命必须要有一个支点，与天下时尚相违，找不到真正的归宿，这是最令作者忧虑彷徨的地方。内心激烈斗争的结果，是“返身于素业”，不求显达，而以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因为，“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作者反复申明，如此举措是理性的明智选择而非禀性褊狭之举。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的退路。道德完善的追求能使人身心如一，获得内心世界的和谐宁静与人生价值的最终实现。
本赋写西汉时代特定条件下知识分子在进取与退守之间徘徊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内心矛盾。今天看来，这种描写仍具有一定的时空穿透力，仍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当时环境下文人那种时不我待的苦闷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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