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论贵粟疏》是晁错上给汉文帝的奏疏，也是西汉着名的政论文。
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暴虐的秦朝，但继之以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或死于战乱，或流离他乡。面对着民生凋敝的局面，汉高祖刘邦采取了罢兵归家、予以田宅、招纳流亡、抑制商人、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农业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此后，惠帝、吕后亦承袭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农业继续发展，人民衣食渐得滋殖。文帝刘恒即位后，仍奉行“与民休息”的方针，重视农桑，他曾下诏令全免田租，使自耕农得以迅速发展。但是，文帝长期实行减免田租赋税的政策，得益更多的是地主；与此同时，放松了山泽之禁，促进了商品流通，商人势力迅速加强。农业发展使粮价骤降，商业兴盛更令谷贱伤农，农民遭受侵蚀兼并之害，被迫卖田鬻子，相继破产流亡。
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受到威胁，阶级矛盾渐趋激化，另一方面则是民族矛盾也很尖锐。自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就频繁地南侵搔扰，秦汉时期更成为主要边患。秦始皇以构筑长城御敌，汉高祖转以“和亲”及开放关市来缓和侵扰。汉文帝沿用祖法，和亲之外，另厚加馈赠，但匈奴仍不断入塞侵犯，劫掠人畜，毁坏禾稼，甚至游骑逼近长安，直接威胁到首都的安全。
面对这样的形势，晁错深感殷鉴未远，忧心如焚，遂从“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汉书·晁错传》）的战略思想出发，继贾谊上《论积贮疏》后，再向文帝上疏。班固在《汉书》中将此疏分为两部分：“守边备塞”部分编入晁错本传，“劝农力本”部分载入《汉书·食货志》，后人将《食货志》中的这一部分抽出，加上《论贵粟疏》的题目。尽管一疏二分，割裂了晁错的整体见解，但仍可见“贵粟”与“守边”的必然联系，仍可见他对现实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真知灼见。
作为奏疏，既要充分陈述政见，又要考虑在指摘时弊同时不要冒犯皇帝，使皇帝能采纳意见。晁错从尊古意识出发，以古代的圣王业绩比照现实，正面提出重农贵粟之道。他指出，“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而“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原因何在呢？除“地有遗利”未尽其用外，更在于“民有馀力”，“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晁错就“民贫，则奸邪生”作了逻辑严密的深入发掘，论述了不重农就不能保民的道理，从重农出发，正面提出“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的政策、方针。
在将历史与现实相对照，得出“贵粟”的结论，并阐述保民之理，正面提出重农的政策后，晁错又具体分析了“趋利”是民不归农的原因。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晁错的所见所论并不是我国固有的重农思想的泛泛之谈，而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据载，农业发展使粮价大跌，文帝初年每石粟“至十馀钱”（《史记·律书》），商人竞相囤积居奇；与此同时，贱五谷而贵金玉成为时尚，危及“以食为天”的根本。汉高祖奉行“重租税以困辱”商人（《史记·平准书》）的政策，而现今的社会却是：“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晁错认为，由于商业发展带来了本末倒置的新问题，欲使国富法立，“方今之世，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并用“剥笋法”层层深入地指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在抓住了“贵粟”的关键后，他又提出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在晁错看来，这是“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的好事：商人以囤积之粟输之国而受“出于口而亡穷”之爵，致使国库充足，粟贱伤农的情况可得以缓和，贫民的赋税亦可减少。由于“贵粟”的刺激，又必然使农民乐于耕种，以入粟于边使塞下足粮，这样，就能巩固国防，有效阻止匈奴南侵。
总之，贵粟使民务农，入粟以抑商固本，这对缓和阶级矛盾、改善农民处境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入粟于边则可解决边防戍卒的粮食供给及运输耗费问题。由于“贵粟”与政治、经济、边防等国计民生大事相关，此疏得到汉文帝的重视，并采纳了以粟买爵的建议。《论贵粟疏》对于解决当时的粮食问题，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巩固政权，并造就着名的“文景之治”，确实起过较大的作用。
晁错上疏的目的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仍然难掩其关怀农民疾苦的真诚态度。他真实描绘了农民所受的徭役、耕种之苦，水旱、暴政之虐，以及卖田宅、鬻子孙偿债的惨状，并以商贾不事耕织，却获利丰厚、衣锦食肉、乘坚策肥、权倾官吏的情况相对照。即使他以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为根本，但这种正视现实的精神和关怀民瘼的态度，也不能不是作者改革政治的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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