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他陈述自己沐浴皇恩，“总领从官，与闻政事”，但却不能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负窃位素飡之责久矣”。“遂遭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于是只好退而以小人自况，“身率妻子，勠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又因此而遭世人讥议，这令他深感不解和愤懑。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合乎天理人情，“圣人弗禁”，因此他才有“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奋袖低昂，顿足起舞”的“淫荒无度”之举了。并且还要行“贾竖之事”，“逐什一之利”。他以“君子”“小人”，“卿大夫”“庶人”的志尚不同替自己辩解：“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孙会宗怎么能用“君子”、“卿大夫”的标准来要求我这个“小人”“庶人”呢？接着他以“习俗移人”之说，给孙会宗以有力回击：你从“西河魏土”这样人杰地灵的地方调到“子弟贪鄙”的“昆夷旧壤”，你的志尚便也不言自明了。其尖刻、辛辣之气，愤慨之情，借给孙会宗的信完全表达了出来。
通读这篇不足七百字的书信，一股沉重、幽怨、愤激的情绪深深地攫住了人的心灵，一个有血有肉，敢于蔑视皇权，不顾封建礼法和世俗相抗争者的傲岸不羁的形象跃然纸上。
身为丞相之子、官居显要的杨恽，秉性刚直，敢想敢言，年轻时即以材能称，好结交英俊，名显朝廷。他在职期间任用贤能，崇法尚令，革除积弊。据《汉书》本传载：“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郎、谒者有罪过，辄奏免，荐举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厉，绝请谒货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声。”正因为他的这一番作为得罪了朝中的权贵佞幸，于是就有人给他制造流言蜚语，最终被皇帝黜免。如果换了别人，也许只能“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安分守己，徒唤奈何而了此一生了。但心怀不满的杨恽却没有走这条世俗为废退臣子所规定的结局。相反，他利用尚有余禄，“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以“小人”“下流之人”自居。卿大夫化民为求仁义，他却甘为庶人，追逐物利。表面看，这是杨恽的“堕落”，实则是他对皇权、对不公正命运的反抗，只不过他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曲折地宣泄罢了。形式上的荒淫无度，饮酒作乐，追逐钱财的小人之行为，实质上是一个志存高远、“轻财仗义”之士的更为深层的内心痛苦，更是他敢于反抗、傲岸不羁的性格的表现。如果说他的这些言行已经招致朝廷不满的话，那么他所吟唱的那首秦曲则更为统治者所不能容忍了：“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据《汉书》注家张晏解释：“山高而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豆，贞实之物，当在囷仓，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既然朝政如此腐败，小人当道，方正不能见容，而己又无回天之力，便只好长歌当哭。“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徒自安慰罢了。这首秦歌如此大胆地抨击朝政，当皇帝读到它时，杨恽被杀身的结局也就成为必然的了。杨恽的悲剧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性。自杨恽后，类似的文字狱，历代真是数不胜数。从杨恽来说，他不识“去就之分”，不遵从“温良恭俭让”的封建礼法；他豪迈不羁，嫉恶如仇，刚直不阿以至敢于蔑视皇权，奋力抗争，这一切，直接导致了他的毁灭。
杨恽这篇血泪凝成的文字，“满腹牢骚，触之倾吐，虽极蕴藉处，皆极愤懑”（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通篇行文沉郁顿挫，感情激越深沉，且多借正言反说、反言正说的方式，曲折淋漓地表达了一个废退臣子饱含冤屈、沉重愤激的情绪，刻画出一个敢于反抗世俗压力，蔑视权贵、桀骜不驯的鲜明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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