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扬雄曾有过入仕的积极追求，汉成帝时他以文学侍从的身分，屡次作赋讽谏。“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已”的强烈政治欲望，促使他援笔写就了传世杰作《甘泉》《羽猎》《河东》《长杨》四赋。然而“赋劝不止”的现实，迫使他辍笔不为，转而“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埋头着书，成《太玄》《法言》《训纂》等煌煌巨着。扬雄这种“用心于内，不求于外”的人生观，与世俗格格不入，不为时人所理解，时而遭到嘲笑。《汉书·扬雄传》说：“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丽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就连敬慕扬雄的刘歆也很不理解，“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为回击别人的嘲笑，扬雄写了这篇赋作。
解嘲，即对别人的嘲笑进行解释辩驳。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全文二嘲二解，自然构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揭示不能得志的社会原因，后一部分主要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
首先，客嘲笑扬雄潜心作《太玄》，论理可谓深、高、大、细，臻于完备，然而不免“为官拓落”，这不是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君子的准则吗？客一下子将扬雄推到“明盛之世”“不讳之朝”的社会对立面，突现了自我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究竟是自我对立于社会，还是社会抛开了自我？这是一个难以说清，也是不便说明的人生难题。作者巧妙地将自我与社会的矛盾，放到现实与历史相违背的现象中来解答，这样，便可以毫无顾忌地列述史实，将“往昔”与“今大汉”逐层对比：先是士人不同命运的对比。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称雄逞霸，“得士者富，失士者贫”，历史的潮流将士人推向政治舞台的最前列，入国事君，自由选择；而汉代一统天下，思想一尊，随着政治竞争的消失，人才的多寡无损于大汉帝业，因而“青云”“沟渠”之殊，“卿相”“匹夫”之别，变在旦夕。这里的对比有力地说明了社会决定着士人的命运，暗示了“位不过侍郎”不是个人的遭遇，而是一代士人的悲剧。命运的不同，其作用必然不同。接着从士人不同作用来对比。汉以前的时代，士人的得失、存亡决定了国家兴衰成败的命运，殷墟周炽，吴亡越霸，秦喜燕惧，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汉代社会太平，天下无患，连“庸夫高枕而有馀”，士人自然无须发挥其才干了。这层对比说明士人作用的发挥也全不由己，都是“世乱”“世治”的时代需求所决定的，处在欲竭尽智力而不得的时代，个人的政治才华是无法发挥的。最后是士人不同地位的对比。春秋战国时代，囚徒为相者有之，奴隶得举者有之，或立谈封官，或枉驾君主，士人都能伸张其志而“无所诎”；当今大汉，士人面临“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的险恶处境，只能“卷舌”附和，“拟足”随从，而不能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三层古今对比，清楚地表明时代不同，士人的命运、作用、地位绝然悬殊，生当汉世，士人的才华无须发挥，也无法发挥，更不能发挥，从而有力地反驳了客子对扬子处朝日久而“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进而讥讽客子无知“自守者身全”之理，以愚笑贤。这一段的嘲笑与反驳，实为无情地嘲弄社会，讥刺时政，交待了无以得志的客观原因。
上文从社会对待士人的角度来辩解的，那么士人如何对待社会呢？这正是客子嘲笑扬子的第二个问题：着《太玄》是成名的唯一途径吗？下文正是从这个问题入手来谈个人的困境。作者一连列举了自春秋以来士人成名的宽广之路：范雎为相，蔡泽夺位，娄敬定都，叔孙制礼，萧何造律，张良画策，陈平奇计，他们都能各逞其志，这并不是他们特别有智慧，而是“会其时之可为也”。那么作者是处在“可为之时”还是“不可为之时”呢？扬雄则从同他人的对比中委婉地作了回答。蔺相如、四皓、公孙弘、霍去病、司马相如、东方朔，他们处于“可为之时”，因而成名立业；相比之下，“仆诚不能与此数子并”，这暗示了自己处于“不可为”的时代，所以不能从仕途上取得功名，留给自己成名的唯一道路只有“默然独守吾《太玄》”了。这一段的辩解，表明了作者自己身处困境而不愿同流合污的处世态度，表达了有志无时的愤懑之情。
本文的语言排比纵横，偶句连起，形成了犀利明快、深刻有力的风格特征。“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这两组偶句，前者从上下空间的云沟喻明仕途升沉之悬殊，后者从旦夕时间的短暂来形容士人得失之迅变，由此有力地突现了士人不幸的遭遇，尖锐地揭露了时政摧残人才的罪恶。“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作者连用四个否定排比句，当权者自下而上无人任用人才的恶习暴露无遗，世道如此，仕途哪有文人立足之地呢！如此锋芒毕露的语言，在汉赋作品中是不多见的。文如其人，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与扬雄“简易佚荡”的性格、“不汲汲于富贵”的品德是密切相关的。同时，本文富有哲理的论断、讥讽嘲弄的反语时见，语言又显得深沉委婉。“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这是历史的沉痛告诫，也是扬雄生不逢时的深沉悲叹，呼喊出了旧时代士人共同的沉郁心声。“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这是反语，辛辣地讽刺了朝政的腐败。士大夫们以贤圣自我标榜的丑恶灵魂，在“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陶”的称美中现出了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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