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本文作于建宁二年（169）。题一作《郭有道碑》《郭有道林宗碑》。
郭泰（128—169），东汉名士，为“八顾”（东汉时八位能以自己的德行影响别人的名士）之首。自幼丧父，从学致专，博通群书，因深为河南尹李膺赏识而名震京城。他生活的时代，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后汉书·党锢传》），因而处世很谨慎，“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后汉书·郭泰列传》）。他几次受召不应，潜心教书，学生数以千计；又善于鼓励士人改邪归正，负有很高的名望。死时四方之士奔走会葬者达千余人。《谢承书》说：“泰以建宁二年正月卒，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涂，盖有万数来赴。”名高望重，可以想见。
为这样的一位学者作碑文立传，既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又是一种荣幸。然而碑文要求“该要雅泽”，又非一般弄墨文人所能为。作为志同道合的蔡邕，怀着对郭泰的仰慕之情，悼念作文，自成杰作。他曾对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这话是中肯的，此文不仅是蔡邕本人碑文的成功之作，也是东汉时代碑文的佼佼者。南朝梁刘勰曾予以高度评价：“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乎众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文心雕龙·诔碑》）洵非夸饰之辞。
《郭泰碑》在碑文体制上确是臻于完美的。全文由序传和颂辞两部分组成。序传为散体，记述死者生平经历；颂辞为铭文，称美死者的功绩美德：真可谓“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文心雕龙·诔碑》）。
前段用骈散间出的形式，全面地叙述了郭泰的生平业迹，先从籍贯、祖先写起，列述天赋品性、仁惠美德，以及才气学识、志趣声望，最后点明终年的时日、立碑作文的过程。其纷繁的一生，仅用四百来字便了然于目，可谓“叙事该要”了。面面俱到的叙述，往往失之具体而平铺无奇、抽象乏味，而此文时而用整齐的四言排比，时而以对偶的骈体语句；时而比喻，时而象征，便产生了平铺中见雄奇，列叙中显生气的艺术效果，不愧为大家手笔。叙其志趣，则连用“潜隐衡门，收朋勤诲……又举有道，皆以疾辞”十一句排句，语感强烈，令人肃然起敬。写其品德节操则“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四六骈语，两两对举，高风亮节，鲜明突出，临文如面，感人至深。运用比喻又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化平淡为神奇，“缨{緌}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影附、响和，极形象地说明了郭泰在士人中的声望之大，地位之高；百川、鳞介，比喻崇敬郭泰的士人，显示出人数之多，人员之广；巨海、龟龙喻郭泰，其声望的崇高、形象的高大，因喻而得以升华。这种以虚显实的手法。除了比喻以外，又表现在奇异传说的运用上，使其形象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郭泰能继承远古仙人鸿涯、隐士巢父许由避世高蹈的志趣，足见其超凡拔俗的风采。
后段铭文全是四言整齐的句式，通篇用韵，随着韵脚的灵活变换，内容层次便分明清晰地展开。玄、天、渊属真韵，这六句称美夸扬郭泰的天赋美德；敦、根、门属文韵，这六句赞美郭泰建立名声的历程；操、高、教、招、妙、悼、耀、效属宵韵，这十六句颂扬郭泰高尚的节操志趣和深远的影响。这种整齐的韵语，音韵和谐，言简意赅，高度而全面地概括了郭泰不凡的一生。同时，由于层层用典，语言又显出典雅庄重的风格特征。铭文二十八句，涉及到典故的就有八处。“礼乐是悦，诗书是敦”，这是化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中“说（悦）礼乐而敦诗书”的成语，不仅是赞美郭泰爱好诗礼，而且说明郭泰以儒家的经典作为道德的规范、言行的准则。《左传》中晋赵衰用此语称美郤縠时接着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儒家提倡以礼乐诗书作为立身之本，可见郭泰为人的正直、品德的高尚。“宫墙重仞，允得其门”，这是化用《论语·子张》篇中的典故语意。子贡用“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寡矣”，比喻孔子神圣伟大，能成为孔子门徒的人极少，作者反用其义，称美郭泰已是圣人的门徒了。“栖迟泌丘”，语出《诗经》中的成句，既表明郭泰避世隐居的志向，又突出他以隐为乐、甘守贫道的情趣。这些典故的化用，确能收到以少胜多、深化内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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