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说难，游说人主之难。全文紧扣住一个“难”字，论述游说之术在于曲意迎合人主。它在客观上显示出封建君主的自私、虚伪、专横和残暴，同时也暴露了那些游说者只知猎取功名利禄，不顾公义是非，一味玩弄权谋以求迎合人主的丑态。
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总的论点，开头用“凡说之难”总挈全篇。接着，先强调“难”不在游说者一边而在人主一边；再突出游说之难，难于知人主之心。然后用“名高”“厚利”为例，具体说明人主之心所以难知，是由于人主的所欲不同，表里不一。指明了“难”之所在，第二部分就从不同方面进行具体论述。第三部分是结论，以龙为喻，指出游说者要“无婴人主之逆鳞”，用这样的比喻结尾，既进一步突出中心，又生动形象。第二部分为全文的主体，是从三方面周密论证并显现封建君主和游说者的人物形象的：
一、列举十五种情况从反面论述游说之难。先连用七个“身危”，说明触及其一，游说者即有生命危险：其一“语及所匿之事”——被疑为知其隐私；其二“知其所以为”——知其意图，引起顾忌；其三“规异事而当”致“事泄于外”——被误认为泄密；其四“语极知”——交浅言深，以致误解；其五“明言礼义以挑其恶”——被认为挑剔过错；其六“与知其事”——被疑为居功；其七“强以其不能为，止以其不能已”——被认为强其所难。这七个“身危”表明：人主不管游说内容的是非曲直，也不顾事实的真相，只凭他自己的爱憎和私欲，任意残害游说者。接着，又连用了六个“则以为”、两个“则曰”，进而表明：人主无端怀疑，任意诬陷，只要一不称心，游说者就身临危境。文章具体分析的是游说之“难”，而封建君主的自私、虚伪、专横残暴的形象却透过字面活现在读者眼前了。当然，韩非是极端的君权论者，主观上不会去揭露人主的；但由于他对人主心理了解得那么深刻，分析得那么精密，以致切中要害，客观上就起着揭露人主的可憎面目的作用了。
二、针对游说之难，从正面提出十二种游说之术。先总的指出：“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这句话的实质是说：游说之术就在于曲意迎合人主。接着，就列举了十二种游说之术，具体分析了人主充满私欲而又表里不一的心理，针对各种心理如何阿其私欲，投其所好。举其二“术”来剖析一下：人主起了一种卑下的念头，想做某种事，心知不对，但不做又不甘心，游说者就要夸饰这种事是美好的，对人主不去做反而表示不满意，以示人主不能控制自己不是毛病，去做倒是应该的；人主起了一种高尚的念头，想做某事可实际又办不到，游说者就要指出这个意图的错误，表明做这件事的坏处，并对不去做这种事表示赞扬，以示人主不做不仅不可耻，反而是正确的。如果把这十二种游说术的内容依次排列，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贯穿其“术”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讲公义，不问是非，不择手段，只求迎合人主心意！最后小结指出：游说之士只有固结人主之心，取得宠信，才能游说成功。并说：这种做法“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士所耻也”。这是韩非的政治观点在这方面的表现。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韩非子批判》中说：“君臣关系，在韩非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看成牧畜，另一种是看成买卖。”“君既是虎豹，臣也就应该甘心做爪牙，只要把老百姓镇压得住，摄取他们的血汗和生命，那就国富兵强，主安位尊，而天下太平了。”我们读“游说之术”这段文字，尽管也明白作者的主观意图，但从他的细致论述中受到感染的，却是眼前活现出那些为猎取功名而不顾公义是非，只求曲意迎合而卑躬屈膝的丑恶形象，情不自禁地产生憎恶之感。
三、再举出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进一步论证游说之难。主要是三个故事。郑武公伐胡的故事，用以说明人主的表里不一，忠直之臣就惨遭杀戮。邻人之父被疑的故事以及附带提及的关于绕朝的事，用以说明由于亲疏不同，处境各异，以致忠言者反遭谤毁。弥子瑕的故事，用以说明人主的爱憎无常，是非无准，人臣的荣辱立变。这三个故事总的突出游说之难。这样运用寓言和历史故事来作论据，使文章生动，更深一层地加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在客观效果上，那些封建君主和游说者的形象则更活现了。
这篇文章是韩非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韩文的特色。论述透辟，锋芒锐利，形象生动等艺术成就，固可以有所借鉴；而其社会作用和认识意义更值得注意。韩非是先秦“法、术、势”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封建社会的极端君权论者。他把君臣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各图私利，要施展“抱负”的人，必得依附强力，才能“听用而振世”，因而也就可以不问公义是非，不择手段，只求投人主所好。作者分析精密，论述透彻而又生动形象，大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认识封建制度的丑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在引录《说难》全文之前，说：“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司马迁在这篇列传的最后又慨叹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韩非是封建专制暴力的鼓吹者，也是封建专制暴力统治下的被害者；他自身的遭遇，就是一个可悲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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