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得到两浙路联署后的处州多份急报奏章到达了京城之后，立刻引起了完全不一样的巨大震动。
首先是张康国并没有坐以待毙。他最早从处州逃出后，就待在了杭州，此时的打算是，这次来的山匪势大，处州城必定保不住，死守在那里的话，城池一破，守不守城的结局都差不多。
所以他所认定的正确之路是要先保住自己的小命，接下来才可以考虑今后的前途与未来。
张康年到了杭州之后，首先是上下运作，提前联系并铺垫好了各方面的人情关系。然后安排了心腹之人火速回到扬州老家，筹集准备了一大笔的钱财珠宝。只等处州城陷落之后，趁着那里一片混乱的情况，再于第一时间去贿赂一下在杭州的两浙路衙门官员。因为对于一座被匪徒攻陷的州城，你再英勇、再尽责，只要命丧匪手，就是一个无法为自己开口的死人。而作为处州城的幸存官员，再加上两浙路官员的偏袒，最终在报到京城去的奏章里尽可能地降低甚至完全摘除他的责任，都不是难事。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留下来的通判李尧与其他官员，不但奇迹般地将一座空城般的处州城守住了，居然还能赢得了全歼匪兵的处州大捷。
而前几天还曾愿意和他称兄道弟的一个路里的官员今天已经不愿意再和他见面了。
他迅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这种情况下，两浙路的官员是保不住他了。眼下唯一的机会是在京城，他必须在这里的情况还没有完全上报之前，立即前往京城，向自己的恩主蔡京求救。
张康国当机立断，在赴京的途中，甚至要求家人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财产，倾其所有，直接全部献给了蔡京。
因为他很清楚，只要能保住官位，哪怕是降个几级，都总有起复翻身的一天。同时，他在给蔡京的求援信中，加油添醋地强调了秦观在处州的影响，甚至还不惜影射这次的山匪攻城是否会有内应？是否会有其他的可能？从而对眼下的处州大捷的结果暗示了几个质疑点。
张康国的银子自然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最重要的方面在于，他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蔡京个人的绝对忠诚，是目前正在积极培养自己爪牙的蔡京所不能放弃的：如果就这么放弃，今后谁还效忠于他呢？
而且，蔡京在目臆还有一个绝对“政治正确”的理由，保护张康国，就等于在打击秦观。
因此，在朝堂上的讨论中，他先是正面赞扬了处州大捷的正面意义与良好影响。然后又站在看似十分公允的立场上提出：两浙路上报的处州大捷战果过于惊人，是否里面会存在着夸大与错误？所以建议朝廷还是需要另行派人前去核实核实。
而在上朝之前，蔡京背底里早已经开始运作，在接下来各位讨论需派谁前往处州的时候，逐步地由几个党羽相互推荐，然后确保结果是自己安排好的人。
这样的一个人到了处州，谈不是可以实现颠倒黑白，但最起码可以把水搅混。蔡京不是没有在地方上做过官，他简直太清楚了，地方上的匪乱都是会涉及到什么样的人，平定匪乱又岂会不牵涉到地方上的各种人情事故。
所以，只要自己的人到了地方上，处州大捷的水分就会非常明显地能折腾出来，而更多的眼光也就不会再关注到张康国，甚至还可以实现一箭双雕的效果，把身在处州的秦观，再一次地推向被打击、被惩罚的底线之上。
蔡京的总体判断还是正确的，他只漏判了一点，就是宰相章惇目前对于对西夏战事的关注与看中。
新党执政之后，关于旧党在西线对夏政策的退缩甚至是投降卖国行径，一直是用来清算与定罪的重点。那么，回过头来，新党也渴望自己的人能够在对夏作战中打出全新的风格，树立起相应的正面战绩。
所以，章惇一方面把新党中算是懂些军事的吕惠卿发派于鄜延路担任安抚经略使，另一方面他还希望派出其它的主战派前去分掉吕惠卿可能会在边境获得的功能：因为，尽管都是新党，但目前身处朝中的所有人里，几乎没有一个喜欢或愿意让吕惠卿回到京城。
处州大捷的背后，的确有着地方新旧党力量较量的考虑。但是从报上来的奏章来看，主导这次大捷的却是与之前永城大捷同样的秦刚与赵驷这两人。对于一直未曾完全放弃秦刚的章惇来说，如果奏章属实，说明这个刚考中进士的士子，居然还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所以，他也并不介意在这件事上，向秦刚继续释放出一定的善意。
从章惇当前的情况来看，秦刚总要比吕惠卿更容易对付与控制得多的。
此时，大家讨论着要派谁去处州来检查核实这次歼匪战事的真假，蔡京在心底将自己推荐的人选的条件与理由仔细又过了一遍后，正清了清嗓子想发言时，却不想被章惇却提前了口：
“章质夫目前的差遣是权知广州，大家也都知道，这只不过只是给他一个资序上的过渡而已。日前朝廷已经发出调令诏书，让其就任江淮发运使，此时应该是正在广州前往发运司治所所在的真州路上。我看他回来的半路上还是可以经过处州的，而这两浙路也算是都归这江淮发运司的管辖范围，不如就给他去封加急信，由质夫在经过处州时，顺便把情况查明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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