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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一会，屋内安静下来。
知道找自己来这儿，肯定不是为了一首诗，沈哲耐心等待他们发问。
这是韩启功的要求，其他人都看着他。
“沈哲啊，我看你写的伤仲永，内容思想先不说，文字上，古文功底可不低，你对文言没落怎么看？”
原来是这事，沈哲心里有了底，他了解过不少。
当代所谓的“古文运动”，眼前这位韩启功貌似就是发起人之一，平时从书刊杂志上也见过他不少论点。不过沈哲并不看好，虽然文言自有其美，对比两个时空，只把这群人看成古文爱好者。
有一条万金油似的理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和另一种通行全球的语言相比，文言每个词都有厚重的历史积淀，而英文词性相对固定，彼此翻译困难。
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怎么担当重任？
现代白话文体以明清白话为基础，引进大量西方词汇，达到一对一的关系，才提供了交流基础。
这是古典华夏对近代西方世界的一种妥协。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沈哲佯作诧异：“韩老师，文言没落从何说起，好像还行吧？”
“什么叫还行？”韩启功愣住，马上皱眉道：“现在还有多少人用文言交流的？”
那是你没见过另一个时空的情况，沈哲心底说道。
有一大批喝了几口洋墨水的文人，借某次思想运动的掩护，大肆攻击古文体。如果说西学东渐是历史必然，语言改革也势在必行，那么作为民族文人，应该有担当维护本国语言文字的觉悟。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反倒成了文化闯将，枪口对准了自己，态度极其激烈。
其中的代表胡适同学，还写了《白话文学史》，为这个团体造势。
只可惜写完上卷，然后太监了，他的另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写完上卷，随即太监。
所以胡适被当时的语言文字学家黄侃，调侃为“著作监”。
总是“绝后”，文史留名。
比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差远了。
因为他写不下去，宋元以后，白话在文学中的地位已经非常主流了，清末时就更不用说了。
卡文一点不稀奇。
既然已经在发展，还要你造个毛的势。
根据后来有人研究，白话发展经过两个阶段——白话、欧化的白话。
即使欧化的白话，在新文化运动前也早已出现。
但那帮文化闯将是不承认的，恶意猜测，是怕影响他们“一切自我开始”的良好感觉。
事实上，书面语言白话是势所必然，小胳膊小腿起的推动作用有限。
牵涉到另一条罪名，口语和书面语的“言文一致”，殊不知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就算书面语改成白话，和口语依然不是一回事，谁天天讲话跟写文章似的？
回头看看，古时除了有书面交流需求的读书人、官员，老农说话难道不是白话？
两种白话区别在于词的意象。
比如李白《静夜思》就带有白话的感觉。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胡适创作了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发表在《新青年》，就是由欧化的白话写成。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他的本意是提倡白话文写诗，实际上全欧化的白话写诗惨不忍睹，不得不结合古白话。
《再别康桥》中，笙箫、夏虫等意象词汇，简洁、隽永等，都是古白话的特征。
从两首诗也可以看出，中国自身的白话依然无法适应世界交流需要，人间正道是沧桑，欧化的白话出现可能真是历史必然。只不过那场文化运动太过激烈，把自己弄残废了，文言差不多成了文物之类的玩意。
当然，也不是胡适一个人的问题，他只是站在北大讲台一呼百应的代表。
这个华夏的白话发展就比较缓和，大变革时期短得多。
沈哲对比两个时空，和眼前这几个人不同，感觉文言并不算没落。
在国文课本中占了很大比例，使用文言的还有不少人，没有完全脱离所有人的生活。
……
“韩老师，我是学文学的，就拿古今文学来举例说明？”沈哲道。
“说说看。”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
沈哲一口气说了五句，引用的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这几句听着有意思，我们历史上的文学发展确实是这个规律，继续往下说！”韩启功眼睛一亮。
归景林他们也颇感兴趣的盯着他。
沈哲点点头，说道：“一种文体流传的时间长了，作品数量自然变多，慢慢形成俗套。这时候，很难有人能写出新意，只好舍弃这种体裁，去创造新的体裁，除旧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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