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贞观年间。
房玄龄面色凝重：“莺莺国本土这一次放给司令霍普的权力太大了。”
央洲境内的所有莺莺国的商贸活动，都应当受到莺莺国舰队的保护——这话听起来好像非常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却是标志着莺莺国本土方面对央洲态度的极大转变。
莺莺国的商贸活动需不需要受到保护？需要。但是在央洲，这个有着政权的地方，就算要受到保护，也应当是先受到央洲朝廷或者太上天平国的保护，而非直接就动用莺莺国舰队。
莺莺国本土之前也知道这个道理，同样，他们也承认这个道理，因此，之前的莺莺国舰队是没有这份任务的，莺莺国舰队司令霍普也没有这一份责任和权力。但是之前的莺莺国政府没有给出这样的任务，现在却给了出来，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态度转变了。
而作为一贯对太上天平国都极为不满，一心想着什么时候对太上天平国开战的霍普而言，拥有了这个责任以及相应的权力，他会怎么做——完全是想都不用想的事情。
李世民同样这么觉得，但是此时对于他而言，从莺莺国本土的这一次放权中看出来的最大问题，不是莺莺国对央洲的态度转变，而是莺莺国本土和派驻官员之间的问题：“不论最初莺莺国本土究竟是怎么看待央洲内战的，他们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这些派驻到央洲的官员将领们影响……霍普有了这样的权力后，做出来的事情又会对莺莺国本土的政令产生新的影响。”
这是什么好事情吗？当然不是。即使受到影响的是莺莺国的政令问题，但是这种朝廷中央受到地方官员的各种有意无意的影响，以至于对于客观事实情况判断出现偏差——就算不是偏差，也会存在一定的观念引导……这样的情况，放在大唐，也会出现。
毕竟，皇帝也好，中央朝堂的文武官员们也罢，都不是能随随便便跑到全国各个地区实地查看情况的。就算可以，由于信息传递的速度，以及决策时间的限制，他们也不能这么做。
而莺莺国这一次态度和政令的变化，完全是深受这几个在央洲派驻的官员的影响。不论那个首相亨利等人在之前对于央洲内战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他们给司令霍普下放了权力，可这一次下放权力并不是结束，相反，这只是一个开始。一旦霍普掌握了这种随时开战宣战的权力，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在太上天平国的各个地区燃起战火——到那时，莺莺国方便必然也会反过来受到霍普以及莺莺国舰队的行为的影响，而且，还是非常大的影响。
战争一旦开始，对国内造成的反作用必然会远超一群官员理论上的各种汇报。
由此一来，即使莺莺国本土中还有人想要维持一个较为平稳的态势，他们也不可能做到了。霍普等人会尽可能地将莺莺国的政令扭转到他们想要的方向去，而莺莺国本土也没有什么改变的办法——除非首相亨利等人愿意承认是莺莺国本土对派驻官员们失去了有效控制。
但是，这种事情是能够承认的什么好事情吗？
首相亨利这群人也好，那些更愿意支持太上天平国的莺莺国人也罢，都不会愿意承认这种事情的。
李世民叹气，换做是自己，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事情，也很难说自己愿不愿意承认。
只不过，莺莺国的问题在于，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有三就有无数个下一次——这一回，对于莺莺国而言，一个太上天平国不算什么难以处理的对象，他们可以处理下去；下一次你？以后呢？这种问题迟早能够造就一个大坑，将莺莺国都给埋进去。
而大唐呢？大唐要怎么才能够减轻这种问题出现的可能？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又有什么方法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汉朝，景帝后元年间。
刘启笑笑：“这个罗德里克是要让太上天平国干脆退出明城啊。”
说什么要移除所有朝东的、实际上是朝着江面的火炮；说什么不能用火炮轰击从外国人居住区进攻明城的人，以免对外国人造成威胁，否则莺莺国就要动兵；还特意允许央洲朝廷的官员和杂牌军停驻在外国人居住区之中……这些加起来，不就是在清清楚楚地表示，我莺莺国要求太上天平国退出明城，把明城交给央洲朝廷来管理吗！
这种情况下，太上天平国做什么都是错误的，都是没有用处的。
即使他们当初听从了罗德里克的要求，移除了所有面朝东方、对着江面的火炮，罗德里克以及他背后的霍普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总是能够找到新的其他理由来逼迫太上天平国军队退出明城、拱手相让的。
刘彻则觉得这个央洲朝廷的明城长官回来的时间实在是太巧了，巧到他已经不能相信这是自然发生的事情，不得不去怀疑这件事是否是事先计划好的：“央洲朝廷的这批人马抵达的时间太巧了，真的不是霍普这些人特意去找来的，让他们在这时候回到明城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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