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和陆权之争，自近代以来就屡见不鲜，尤其是对于大明这种海岸线和陆地边界同样广阔的政权而言。
东南亚战事既平，南海争端告一段落，大半个南洋地区都重新划入了明帝国的势力范围，海权派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海军，从过去仅作为北伐辅助力量的偏师，成长为可以和诸多御前军扳手腕的庞然大物。
尤其朝中多有议论，郑成功极可能成为大明第四位异姓军功封王，不对，人家叫朱成功，不算异姓王。
而且海权派并非只是海军一个单位势单力薄，军事只是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延伸，每个战略方向的背后，都有庞大的利益集团做支撑。
比如日渐壮大官办和民办造船工业，作为财政重要支柱之一的市舶司，大明海务公司的大小股东们，海商集团，以及服务于沿海对外贸易的各种工商业、纺织业、种植业工厂主和地主们。
这些才是海权战略背后的真正支持者，海军，只是其力量的体现而已。
当然，陆权战略的支撑同样不小，西域、草原能为中原提供大量用以农业的牲畜，和作为农业社会补充的牧业产品，其中许多地方，也适宜于耕种，而且土地平阔集中，是天然的大庄园、大农场。
这对于许多大中地主阶级，和许多新兴，以经营农庄为主的农业资本家，同样诱惑不小。
而且只以商业来看，游走于农牧产业之间，从事农牧业产品互贸的商人们，影响力同样不比东南海商们差太多。
虽然从之前南海和东南亚局势结束后的情况而言，海权派似乎占据了上风，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战争的搁置，也意味着其扩张的势头短时间内，就到此为止了。
张煌言也正是瞧准了这个档口，虽然在光烈八年以后，军费开始倾斜于海军，但这次东南亚和南海战争消耗极大，取得的胜利成果，也不是短时间能够消化干净的。
那么北方战场，自然就有机会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在准噶尔日益壮大的情况下。
光烈十三年，第二个五年规划的军费预算调整，军方众多势力各显神通，而最终的结果，海军预算虽然没有削弱，但也得不到进一步的提升。
而军费总量是伴随着财政一同增长的，相较而言，陆军，尤其是北方四镇和安北都督府，得到了极大财政支持。
但张煌言明白，如果自己执意于在西北发动如光烈八年以前那种全面的大规模战争，恐怕得不到国内大多数派系和官员的支持。
故而，在这篇《请征西域平卫拉特诸部疏》，张煌言提出，征西之军，在精而不在多，最好能策动漠西蒙古和西域诸民族，像当初班超所做的那样，以夷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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