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布政使司，临洮府
虽说孟乔芳主政期间，招揽了数万户流民，在关中地区屯垦，恢复了部分经济秩序。
但经过多年自然灾害和战争摧残，陕西人口十存二三，文安之进驻关中后，第一时间就想先摸清大概人口。
结果完全没啥麻烦的，因为满打满算，整个陕西，包括关中、宁夏、陕北等地，恐怕也就不到两百万。
所以，文安之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用这不到两百万的百姓，养活光复右军和未来要建立的光复骑军。
首先选择，自然就是移民实边。
但现在的问题是，四川人口都不算充盈，哪里有这么多人移民？
还得从江西、湖广、江南等地移民，跨越大半个中国，跟长征差不多。
户部想尽一切办法，表示最多也就能移民三万户，不超过十五万人，就顶天了。
算上这批人口，陕西全境也就两百多万的样子。
文安之也没有其他办法，一方面，增大鼓励关中农业生产的力度，由于距离边境更近，利用易于和青海、内蒙榷场交易的优势，普及牛耕，并且高价收购农户手里余粮。
相较于其他地区，关中百姓的负担明显更重
另一方面，文安之作为川陕总督，让四川每年夏秋两税的粮草，不必在本地常平仓囤积，也无需运往江南，而是尽量运往关中。
从川中到关中的道路曲折狭窄，虽然只有几百里，但运输过程却相当麻烦。
四川并不缺粮，由于此时的四川并未遭受到像后世那样大的破坏，在移民实边后，户口逐渐恢复到了五百多万的水平，虽说比万历年间过千万的规模，还是差距巨大，但也足以支撑西北财政了。仅去年秋税，即使垦荒民屯户减税的情况下，还是征收到了九十万石。
文安之在关中带人修建大量粮仓，西北气候干燥，也适宜存储粮食。
所以文安之打算蚂蚁搬家，慢慢从四川盆地，花上两三年时间，在关中存储五十万石以上的粮草，就足够支持未来的北伐战略了，对于陕西而言，更准确来说是东出。
即使如此，也意味着明军不太可能在陕西维持太多军事力量。
枢密院预计，在西线战场，最多只能维持一万五千骑兵，和五万左右的步卒。
临洮府是明廷面对青海河曲地区最主要的交易榷场之一。
理藩院和通贸署、督商署都在此设有下级衙门。
理藩院主要是负责沟通和各部落势力的联系，而通贸署、督商署则负责督导各个边境榷场的正常贸易，和茶马交易。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弊书》里阐述过“番无稷也, 羌人以牛羊乳及芜根为食,以茶为饮, 茶则无以为饮, 而食亦不多。”
青藏地区和草原地区的藏民、蒙民主要以牛羊奶制品为主食（很多人觉得牧民的主食是肉，其实是高估他们的生活水平了，对于牧民而言，牛羊更类似于土地，奶制品，尤其是奶酪才是“庄稼”，除非重大节日，他们也是很少吃肉的），如果不喝茶，没有足够维生素摄入的话，藏民不仅日常饮食吃的不多，甚至还会得病。
故而自古以来，茶马贸易，都是双方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
相较于沿海那种拿手工业品，换取白银贵金属的净出口贸易，其实茶马贸易更加健康，可谓是真正的互赢。
对于农耕社会的内地百姓而言，牛马牲畜，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而对于草原上的牧民而言，茶叶、铁器都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好东西。
明廷对于茶马贸易，也是下了大力气支持。
用朱由榔的话来说，茶马贸易不仅仅是骑兵建设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不是只靠战争就能完成的，经济文化交流耳濡目染和同化才是关键。
临洮府河州县的榷场上，羌、藏、回族的牧民，拉来一队队马匹、牛羊，上面还载着羊皮、牛角、马鬃之类物产。
而从江西、福建等地，远道万里而来的商贩们，也是带着一车车满载货物。
主要以茶叶、铁器为主，还有部分丝绸，主要是针对一些乌斯藏贵族的商品。
河州知县，同时也兼任榷场主事的，是来自浙江的举子沈平鸿，这小子在浙江干完度田工作后，先是被分配到江西当了县丞，后来不久，川陕光复的消息传来，朝廷从内地抽调一批官员填补空缺。
沈平鸿就升任了河州知县，按照光烈朝的政治生态，越往边地分配，越容易被提拔，许多同僚都对沈平鸿表示祝贺。
但真的跑到了这鬼地方，还是颇为难熬的。
全县户口，只有一万出头，还不如江南一个大点的镇子。县城也是残破不堪，只有一百多户居民。
好在沈平鸿的主要任务也不是种地产量，而是边境榷场。
光烈四年第一个季度结束，沈平鸿开始带着文吏，统计贸易数据。
三个月，统共交易得牛八百四十五头，马一千三百四十匹，羊三千七百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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