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钰也没有怪王直大惊小怪。
摊丁入亩，改丁口税为田亩税，这一招是直接针对天下地主的，王直身为内阁首辅，自然清楚这项政策面临的困难。
皇帝这是在和天下所有地主作对啊！
要知道，天下地主可不仅仅只有文人，还有武勋和藩王，这些人随便拎出来一个，家里都是连阡累陌，跨州连府，数不清的田地。
皇帝直接对田地征税，那就意味着直接从他们手里抢银子，这些人怎么可能接受？
尤其是藩王是皇家的人，理论上是有皇位继承权的，而武勋又是大明军事力量的代表，手里握着大明绝大多数军队，这两个加在一起，那就有了造反的基础，而且还是名正言顺、实力雄厚的那种，真起兵了，皇帝想要剿灭起兵之人都费劲。
王直劝道：“陛下不可，若是改丁口税为田亩税，那就是和天下人开战，即便陛下您如今威望正隆，但是对上天下人，也没有赢的机会啊！”
朱祁钰却是皱了下眉头，道：“你慌什么？朕现在也是在和你商量，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不然朕直接下旨就好了，还和你说干什么？”
王直这才舒了一口气，道：“陛下，此事太过凶险，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着想，您万万不可为之。”
“此事臣也会为陛下保密，绝不会泄露一个字的。”
朱祁钰知道这件事王直肯定是做不到的了，于是道：“王老爱卿多虑了，朕短时间内还不会去做此事的，你也知道朕的习惯，没有合适的机会和布局，朕不会轻易冒险，你就放心吧。”
王直听朱祁钰这么说，也是点点头道：“既然如此，那臣就不说了。”
接着话题一转道：“臣以为，这开征商税一事倒是可以提前做一做。”
大明重农抑商，这也是太祖定下的国策，但是和后世传说不同的是，大明其实一直是有商税的。
大明商税大体分为内地关税和海关税。
海关税好说，因为大明的海禁政策，只会针对番邦使团朝贡时所携带的私货，而且大明还规定了使团规模，所以这部分的交易额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内地关税则是以市税、过税、船税来征收，其中市税包括门摊税、塌房税、交易契税、竹木抽分等等，以各地税课司征收，过税则是主要针对贩运，包括钞关税、抽分税、门税等等，船税则是只针对水路运输的货物，按照船只大小来收取。
大明建立之时，因为蒙元的横征暴敛，天下商户疲弊，蒙古人手下的色目人控制了大明绝大多数贸易，随着太祖朱元璋驱逐鞑虏，这些色目人的生意自然也就废掉了，所以朱元璋为了恢复大明的商业，制定了三十税一的政策，不过随着朱元璋的去世，也就被莫名其妙地固定了下来，从此之后，大明的商税基本上就是按照三十税一执行的。
如果大明是如此低的税率，商业应该比较发达才对，为什么明初百年的商业并不发达呢？
问题还是出在朱元璋这里。
朱元璋在位时对天下人进行了分类，将天下百姓分为了民户、军户、匠户等几个类型，商户自然也在其中，而为了让百姓能够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方便朝廷管控，朱元璋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路引制度，百姓想要去其他地方，需要地方衙门开具的路引，商户自然也要有商引，如此一来，商户就失去了行商最重要的优势——互通往来，毕竟出都出不去，商户能找谁交易？
商引控制在地方衙门手里，而地方衙门又往往和世家大族交好，普通商户很难拿到商引，所以利润最高的异地交易也就落入了世家大族的手里，导致在本地和附近交易的普通商户很难做大，而世家大族因为和朝廷官员的关系，往往又以各种方法偷税漏税，将绝大部分税款隐匿不报，朝廷到最后自然也就收不到什么税款。
对此，王直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才会说可以试一试开征商税，因为他知道，皇帝手里其实是有一个大杀器的，那就是朝廷官员不得经商。
之前说过，太祖朱元璋还没起兵的时候，也是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亲眼看到过蒙元官商勾结，趁着饥荒囤积粮食大肆敛财，逼得无数人流离失所，易子相食，所以朱元璋建立大明以后，直接禁止官员经商，后来可能是因为自己给的俸禄太低，所以放开了一点，允许地方上低级官员的家属经商，但是四品以上不允许，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公侯内外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子弟、家人、奴仆于市肆开张铺店，生放钱债及出外行商中盐，兴贩物货，官员之家，不能于所部内买卖。
朱元璋死后，这一条基本上被朝廷忽视了，朝廷百官和藩王勋贵家里都有生意，只不过大家都是用亲戚和家奴的名义经商敛财，用以支持他们的奢侈生活，当年朱祁钰弄的京东号就是这样，在郕王府里找了个亲信冲做掌柜开办的，都察院也知道，不过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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