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孟翔分管看守所，看守所长也是他的亲信，两人一商量，决定瞒报，统一口径是四名越狱犯是外出卖酒，违反规定超时不返，至于打伤狱警，是因为口角之争，容后处理。
至于看守所卖酒，是岳兴众所周知的事，具体就是利用在押犯人卖酒，这次四名越狱犯这么嚣张，不过是看守所多起脱逃事件之一，更是看守所众多问题纠结一起必然结果。
几年前，就出现过一起让所有岳兴人笑谈的丑闻。一个还有几天就刑满的人，申请出去卖酒，酒卖完之后，约了原来江湖上的一帮哥们，在酒店里海吃了一顿，吃完之后没付现金只签了个单。因为常去酒店销酒，店里的服务员都认得，知道是看守所的人，也就没多问。没想到，到了月底酒店拿着账单去看守所结帐，那个人早已刑满离开，联系不上，酒店是以前岳兴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水局长开的，是协议单位，看守所只能自认倒霉，最后看守所的警员每个人帮垫了两百块钱，把账给结了。
最后，看守所给局里的总结报告是“硬件不足、财力不支”。
倒也没有说谎，而是实话。
看守所是在1997年由原先的收审所改造成行政拘留、人犯羁押两功能合一的看守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是岳兴县公安局下属特殊的“二级核算”单位，公安局对局内像看守所这样的二级核算单位实行计划报审、报批，按计划拨款，专款专用，独立核算。说是结余留用，超支不补，实际上根本的确从来没有“结余”的情况。比如去年，看守所有监管民警26人，平均年龄50岁，最大的57岁，许多是从其他岗位退休返聘人员，人员工资一年差不多220万，他们要管理日均关押犯人约330人，机关运行经费60万元，全年支出经费总共近300万元，而所里当年财政收入只有230万元，有好几十万元的财政缺口，如果光靠地方财政，26名警员的福利奖金(包括职务补贴、菜篮子补贴、政法部门专门津贴)就都没有着落。
所以从1998年开始，看守所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就跟岳兴最大的本土企业白云酒厂协作，开始帮忙卖酒，从中抽取佣金，最开始的规定是，留所服刑人员可以在警*察陪同下外出销酒，一个犯人每天有30斤销售任务，几年后指标增加到了50斤，并有了更明确的“激励方案”，就是“完成任务，可放假回家一次”，“当然你也可以自己买下这酒，这不重要，关键是50斤被卖出去”。
就是从卖酒开始，一个原本的财政问题变成更为复杂的基层现实问题，情况往往变得更加离谱和失控。
一个因受贿罪被判刑8年的原交通局副局长，一入狱就和看守所上下关系不错，他先前的资源不光能替看守所完成任务酒，还能给看守所带来其他好处，譬如一些免费的购物券和娱乐场所入场券。有一次，他在一名看守所民警的陪同下外出销酒，晚上请民警吃了顿饭之后，约好去按摩院叫小姐，不料被一当初任上的政敌意外发现，经举报后被纪委和公安督察科的人当场抓获。
一个邓三爷的亲戚，因为能够超额完成销售任务，每周都能够回家跟家人团聚，平时在看守所也就像上班一样，看看报，喝喝茶，玩玩守机，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协助管理其他犯人，感觉比在外面还要舒服霸道。
而且，对个别余刑在一年以上的罪犯，因看守所工作需要，经主管公安局批准，并经检察院同意，可以留所服刑。具体到岳兴看守所，谁被“留所服刑”有太大自由裁量的空间，结果往往是，谁有关系就可以被照顾。
在岳兴看守所，只要完成售酒任务，他们在服刑期间有更大的自由。看守所变得荒诞。所谓的销售完全要靠各人的门道和入狱前的社会关系和资源，那些被照顾下来留所服刑的，几乎无不符合这一“标准”，在看守所，他们和警员交往熟络，亲热打闹，出去的时候，甚至可以公然冒充警*察，比如那个在酒店签单的案犯。
甚至还出现过去看守所摇人出来替人平事的荒唐事。
门敢正气凛然地强调，叶主任，看守所再不管理，岳兴一定要出大事，只要一管理，我可以说，光是治安方面就要好上好几倍。
叶三省问他有没有什么证据，门敢不屑地笑着说，他们太猖狂了，根本就不知道掩饰，别的不说，光是那四名案犯打伤侯元，只要让市局纪检或者纪委直接出面，把侯元和那几名犯人分开一问，就是铁板钉钉。
叶三省点头说好。
这种时候，他只能相信门敢。门敢也不敢为了邀功而欺骗他。
送走门敢，为了踏实，他还是打电话给康洪涛，问他知道看守所前几天跑了犯人的事不，让他悄悄去查一下，结果，不到十分钟，康洪涛就回话，确有其事。
不用再迟疑了，叶三省直接向欧阳坚打电话汇报。如果这一场战不得不打，首先砍掉何勇阵营最锋利的一只爪牙，绝对应该。
欧阳坚在电话那边淡淡地说，我知道了。
当天下午四点钟，不是市公安局而是市纪委第七室主任到了岳兴，联同岳兴县纪委对岳兴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高孟翔实施双*规。
当天晚上，王学谦走进了市纪委信访室，实名举报欧阳坚，一共五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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