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例子就是火炮，明朝的各类火炮虽然历史悠久，在十五世纪堪称先进，但是到了十七世纪却已然落后。
譬如在设计上，圆筒似的将军炮整个炮身都是均匀厚度的，有许多冗余死重；而红夷炮则呈纺锤形，后厚前薄，该厚的厚、该薄的薄，构型相当合理。
而决定火炮设计的关键因素就是“模数”，即炮身厚度与口径之比，以及身管长度与口径之比。欧洲人总结出了各种火炮最理想的设计区间，由此诞生的火炮构型优良，炮身各处承受应力均衡。
《火攻挈要》中就有“西洋铸造大铳，长短大小厚薄尺量之制着实慎重……必依一定真传比照度数推例”的记载。
然而在铸造技术上，此时的欧洲人尚无法掌握铸铁火炮，葡萄牙人乃至还在广东雇佣中国工匠出国帮助他们铸造火炮。
但显而易见的是，技术上的优势很快就会被超越。
没有科学体系，仅靠全天下工匠自发进行的技术积累和改进，松散且低效。
反观欧洲，冶金技术开始基于对化学元素的认知而不断改进、机械制造则借助数学和物理来设计。
不过，科学体系的建立本质上就是相当稀奇的，全世界如此多的文明，最终也只有欧洲孕育出来了科学。
所以这其实无需遗憾，真正应该懊恼的是中国没能早早引入自然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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