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纷争渐起，稳定了近二载的辽东局势，也逢剧变。
魏忠贤重启天启二年陶郞先案，不知何故，东林温和派却开始与阉党联手，共同对付都察院御史游士任。
后者得知此事，更伙同一批激进派文官，如疯狗一群，四处乱咬。
左都御史刘宗周提拔门生进入礼部，大理寺左寺丞左光斗，监考乡试时舞弊，让一大批东林士子考学评优。
还有各地大小官员，在万历三十七年朝廷于畿辅兴修水利时中饱私囊，挪用公款等事，全被抬到明面上来。
一夜之间，朝野惊震。
官员或是惶惶不可终日，徐图自保，或如游士任等人一样破罐破摔，靠揭发他人来使自己脱离大众视线。
而魏忠贤和东厂，此时亦将全部目光放到了天启二年陶郞先案中，同韩爌等人准备三司会审。
在主审官左光斗等人的默许下，陶郞先一案的初审结果在天启三年被彻底翻案，陶郞先、游士任等人皆成为鲸吞东江军军需物资的罪魁祸首。
魏忠贤即刻派遣番役登门，捉拿游士任下狱。
番役气势汹汹到时，游士任正襟危坐于正厅，仿佛早已料到，见闯门进入的东厂一行番役，据说他没有丝毫的害怕和恐惧，反而是堂然大笑。
自然，这个消息传到魏忠贤耳中，又是令他震怒不已，下令纠集罪证，定要诛了他的九族。
游士任虽已下狱，然其在朝中造成的影响，依旧不可磨灭。
朝中大乱，辽东也好不到哪儿去。
努尔哈赤集结号称十四万的八旗兵力，于沈阳亲斩断明旗誓师，讲述自己以十三副先祖遗甲起兵至今百战百胜之事迹，借此激振军心。
后金大军再次进犯重镇沈阳，围而不打，其意在围点打援，消耗大明边军有生力量。
负责守卫沈阳的参将满桂，坚持熊廷弼坚守不出的战策，日夜亲巡城墙，以稳定士气。
另一方面，科尔沁部、内喀尔喀四大部亦收到赫图阿拉来信，五部领主于科尔沁草原会盟，集结大军，挥师南下。
五部联军号称二十万铁骑，兵锋直指内喀尔喀五大部中势力最为强劲，归附于大明的福余部。
福余部领主，达延汗第六子孛儿只斤·宰赛亦下令，福余部的部众，男子凡高于马首者皆需参战。
他召集了归附福余部的众多小部落，向他们宣示死战到底的决心，并遣轻骑至广宁求援。
广宁受到求援后，很快派出快马飞报京师。
兵部尚书崔呈秀非常重视此事，受到塘报后即升堂部议。
部议之中，崔呈秀拿出天启皇帝前不久发回京的谕旨，以此为根据，结束了兵部众官对此的纷争，檄召九边重镇及京畿各地兵马入卫京郊大营。
檄文下达的同一时间，国书被使者送至察哈尔部“都城”察汉浩特，意思就一个，大明朝廷要求察哈尔部的林丹巴图尔，立即率领察哈尔部及漠南蒙古诸部参战。
林丹巴图尔对使者善加款待，但其意未明，一连数日，毫无音讯，宰赛愤怒不已，怒骂林丹巴图尔背信弃义，枉为黄金家族直系后裔。
但让他欣慰的是，大明参战了。
还不仅仅是参战，这次乃是大明自萨尔浒之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九边军镇及畿辅各地的兵马，皆需入援。
动员的兵力，甚至超过了西南亲征之役。
这个消息，不仅让宰赛颇为振奋，更使福余部的部众对察哈尔部离心离德，更忠于天启朝廷。
关内动员大军，欲要与后军再来一次“萨尔浒之战”的消息，很快通过细作之口传到努尔哈赤耳中。
后金紧急召开贝勒会议，不少人都对大明这次的态度十分不理解。
按说，大金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围沈阳了，难道是这次的另外目的，被他们发现了？
确实，努尔哈赤发现猛攻沈阳已经没有用处后，就改变了战术意图，这次他们在沈阳实际上只是装装样子。
努尔哈赤真正的目的是攻灭福余部，让科尔沁部及内喀尔喀连成一片，这样，广宁及辽沈广柔的土地，就将暴露在他们的铁蹄之下！
但他没有想到，前往科尔沁报信的哨骑还在路上时，熊廷弼就迅速识破了他的战术意图，并且动用了辽东经略的权利，直奏在南京的天启皇帝。
这次，大明对后金动作的反应可谓迅速。
朱由校提前发谕旨到京，确定了一旦后金发难，福余部求援，务必召集大军参战的旨意。
崔呈秀后来召集部议时，正是凭借这份谕旨，跳过了以往繁杂的口舌之争，在收到广宁塘报的第二天就发了檄文。
这种速度相比以往，可谓神速。
从第三天开始，畿辅及九边重镇的明军已经开始向京师集结，预计半月之内，一支将近二十万的北征大军，就将形成。
所以眼下的后金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形成了几个派别。
有人说，明国既然如此迅速的动员兵力，那就是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想法，需要从容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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