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雯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
她家在孝天市黄陂县的一个小山村，父母都是农民。除她以外，家里还有哥哥、弟弟、妹妹各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家里是六个人过日子。直到她哥结婚另立门户，才分成了两个家庭。等哥哥嫂子有了孩子，已经分开的两家人实际上又合并到了一起——她侄儿是联系两家的桥梁和纽带。小家伙有时跟着爸爸妈妈，有时跟着爷爷奶奶，有时跟着叔叔姑姑，成了全家人的开心果。
梁雯打小读书就聪明，尤其是作文写得棒，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念。她在村里上完小学，在乡里读完初中，又到黄陂县城念高中。第一次参加高考，被孝天地区师范专科学校录取。
在师专读书时，她爱好文学，经常去学校图书馆去看文学杂志和报刊。在《槐荫文学》杂志上读《男人的眼泪》这篇小说时，她被深深地感动了，情不自禁地给作者写了一封信。结果，就有了她与王加根之间那段叫人不好评说的交往。
梁雯大学毕业后，分配在黄陂县城里的一所中学当教师，但这丫头工作两年后，就提交了停薪留职申请，去外面闯荡。先是到孝天城，后来又到WH市，换了好几个单位，眼下供职于《青年世界》杂志社，在编辑部当编务。
提起报刊编辑部，大家比较熟悉的职业是记者和编辑，那么编务又是干什么的呢？说得难听一点儿，就是打杂跑腿的。收信拆信，登记来稿，将稿件分门别类送给编辑；根据编辑部领导的批示，给读者回信；邮寄样刊或赠刊，核算和邮寄稿酬；打开水，做清洁卫生，传电话，刻章子、印名片，去邮局发信，到银行取钱……
《青年世界》杂志编辑部在武昌水果湖，梁雯的租住地在汉口香港路。工作单位与居住地相距好几十里路，来往不是很方便。
每天早上，她五点半就得起床。刷牙，洗脸，梳头，简单地收拾一下，自己做早餐。填饱肚子后，就风风火火地出门。她一手拿着手提包，一手拎着公交车月票，加入到黑鸦鸦的挤公交的队伍里。路上要倒三次车，才能到达编辑部。上班铃声没响，就开始干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一直忙到下午五点半，再往租住地赶。
返程时正值下班高峰期，乘坐公交车的人特别多，有时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她前胸贴着别人的后背，勉强保持身体平衡，手还得高高地举着提包，因为里面装着需要回家整理的文件材料或者采访录音磁带。回到租住地，自己动手做晚饭，草草地吃完，赶紧洗澡，洗衣服，然后开始加班，直到深更半夜才能上床睡觉……
每天超负荷地工作，工资却是单位里最低的。这让梁雯心里很不平衡。除此之外，还有一件烦心事。那就是她时不时得服从领导的安排，参加一些应酬活动，充当陪酒女郎。
刚到编辑部时，梁雯与同事们聚餐时，展示了自己喝酒的“海量”潜质，一下子就被单位领导盯上了。自此，每逢有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或者兄弟单位横向交流，领导就会让她陪客人喝酒。
天长日久，她俨然成了编辑部的陪酒女郎。今天就是有名人来访，她又披挂上阵，喝得头重脚轻。从酒店回到编辑部，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她抓起话筒，听不清对方在讲什么，就一个劲地“喂喂喂”乱叫唤，要求对方把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
“我是王加根，孝北县的王加根，以前在牌坊中学教过书的。”
终于听清了，她赶紧道歉：“不好意思啊，王老师。我陪客人喝酒刚回来，喝多了，神志有点儿不清楚。”
王加根迟疑片刻，还是把自己来武汉面授学习的事情告诉了她。
梁雯一下子兴奋起来，絮絮叨叨地在电话里聊了好半天。放下话筒时，心情还是难以平静。
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王加根什么。读过他几篇文章，相互写过几封信，见过两次面——仅此而已。结果，她就像中了毒一样，被这个男人迷住了。王加根的音容笑貌在她脑子里总也挥之不去，以至于她上师专时排斥其他男生，没有正经八百地谈过恋爱。在黄陂县城教书时，遇到同校一位男教师穷追不舍，她勉强答应交往。但恋爱关系维持了半年左右，两人还是分手了。这段经历，也是促使她停薪留职离开教师岗位的重要原因。
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大武汉，她就如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无依无靠，漂移不定。进入《青年世界》编辑部后，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填得满满的，用拼命工作、让自己劳累和困乏来麻木神经。因为收不到王加根的回信，她曾想过与这个男人断绝来往，把他从记忆中彻底抹去。可隔不了多长时间，王加根的身影又会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平日翻阅报刊杂志，她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那个熟悉的名字。
半年前，梁雯从师专同学那儿知道了王加根的现状，弄到了王加根的联系方式。于是，就给他邮寄了几本《青年世界》杂志，写了那封投石问路的约稿信。当她收到王加根的回信时，竟然高兴得泪如泉涌。今天中午，又意外地接到王加根的电话，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虽然因为酒喝得太多，大脑不清醒，她还是把王加根说的每一句话都听清楚了，并且记在了心里。听王加根讲可能会在某一天来编辑部拜访，她简直有点儿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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