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青年没有单独的户口簿，使用的都是单位的集体户口本。他们领结婚证时，必须由工作单位出具证明，证明其年龄和婚姻状况。
方红梅不存在什么问题，未婚，年龄也达到了法定婚龄。王加根却遇到了一点儿障碍，法律规定男年满二十二周岁才能结婚，而他还不足二十周岁。怎么办？只能说好话求情，让校长丁胜安开证明时把年龄写大些了。
我们都知道，丁胜安是个嘻哈马虎人。他接过王加根递过来的香烟，听过王加根的请求，二话没说，就开了个“虚假证明”。
就这样，王加根和方红梅一起到花园区人民政府领到了红彤彤的《婚姻证明书》。揣着结婚证，两人兴冲冲地再次前往孝天市二医院。
妇产科医生瞟了一眼他们视为救命稻草的《婚姻证明书》，冷若冰霜地告诉他们，还要单位开证明，说明他们怀的是第几胎。
这么麻烦啊！这不是明摆着让他们公开自己的丑事么？也不知是医院确有这方面的规定，还是妇产科医生故意刁难，两人听过之后，如霜打的茄子，一下子蔫了。
他们垂头丧气地返回牌坊中学。
王加根让方红梅在宿舍里休息，自己骑着自行车找到校长丁胜安的家里。运气还不错，丁胜安正好在。同时在场的还有程彩清、赵乾坤和邹肖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四个人嘴里叨着香烟，正在聚精会神地抹“扯胡”。屋子里烟雾缭绕，熏得人睁不开眼睛。
王加根谎称上次开的证明有问题，必须重开。
“真麻烦！”正沉迷于牌局的丁胜安显然有点儿不耐烦，“你自己把证明写好，我来盖章！”
听到这句话，王加根灵机一动。他拿出一张白纸，对丁胜安说：“我没有带钢笔。您干脆先把章盖上，我自己回去写。”
丁胜安没有任何顾虑，喊他老婆把他的皮包拿过来。从皮包里掏出学校的公章，往王加根的空白材料纸上盖了一个红印。
王加根喜出望外，道过谢，赶紧告辞离开了。
回牌坊中学自己开好证明后，两人又一次来到孝天市二医院。
妇产科医生看过证明，又开始审问：“既然是第一胎，干嘛要打掉呢？”
方红梅说自己要考本科函授，老公要搞自学考试，两人都在奔文凭，想晚两年再要孩子。
女医生再也找不出刁难的借口，于是拿起钢笔，开了人工流产的处方，叫他们到一楼收费处去交钱。
二十元！方红梅虽然觉得有点儿贵，心里还是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有一种“终于可以刮掉”的喜悦。交完钱回到妇产科，她看见王加根站在二楼墙角，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一下子也蒙上了一层阴影。王加根肯定想要这个孩子。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他怎么舍得扼杀掉啊！方红梅本想过去劝慰他几句，但看到走道上到处都是人，也就放弃了这种打算。她怀着沉重的心情，步履沉重地走进了手术室。
一个中年女医生和两个年轻女护士神情冷漠，麻木不仁，按部就班地忙碌着。
方红梅踏上手术台的垫板，双腿不禁微微发抖，如同被押赴刑场的死刑犯。她平躺在手术台上，紧张地闭上眼睛。
“把吸引器拿过来！”女医生吩咐女护士。
接着，方红梅的耳边就传来沙沙的响声。她浑身肌肉突然收紧。吸引器伸进下体之后，如同一把刀子在腹腔里剐，在抽血，在割肉。那简直就是绞肉机，剧烈的疼痛让她感觉生不如死。王加根，你来呀！让我抓紧你的手。你来呀！王加根。你就不担心你的梅会死掉么？她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着。
“你几个月了？”女医生突然发问，伴有一股难闻的口臭。
方红梅睁开眼睛，微微偏过头：“两三个月吧。”
“做女人真是难。你这多遭罪啊！”女医生絮絮叨叨，“男的只晓得自己快活，哪里管女人的死活！”
胀痛难忍。方红梅禁不住呻吟起来，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快完了吗？”
“快完了？”年轻女护士没好气地回答，“才开始呢。”
女医生白了那护士一眼，又用和缓的口气安慰道：“快了，快了。再坚持一会儿。有点痛啊！你再忍忍。”
方红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好吧！为了保全名声，就算是疼死，自己也认了。
过了近一个小时，女医生才如释重负地告诉她：“好了。”
方红梅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穿好衣服，缓慢地走出手术室。
王加根迅速迎了上去，扶着她，缓步走下楼梯，走出医院，走到行人稀少的民主街上。
“我直接坐车回去吧！明天还要上班。”方红梅说。
加根有点儿担心：“你行吗？要不到牌坊休息休息，明天再回去。”
“明天上午有我的语文课。今天必须回去。”方红梅坚持要走，并且说自己感觉还可以。
他们于是沿民主街直接走向花园火车站。正好有一趟到孝天城的快车。王加根买好车票，把方红梅送进站台，送上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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