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开原，明廷能够有效地控制东北各民族和边外的羁縻卫所，隔断蒙古与女真的联合。
开原的特殊性，还体现为开原卫所驻军和屯民的来源和成分的多样性。
作为辽东的军事重镇，明朝在开原设置了大量驻军和屯民。
在这些驻军和屯民中，有大量归附的蒙古人和女真人，多被纳入军卫体系之中，称为“达官”。
开原将领往往因此卷入女真内部事务当中，李成梁对南北关事务的干预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由于开原的特殊战略地位和驻军屯民间复杂的族群关系，使其成为辽东与东蒙古、女真地区贸易互市中心。
开原设立的三处马市中，新安关为东蒙古互市之所，而镇北关和广顺关为女真互市之所，
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和叶赫部分别筑寨于广顺关和镇北关外，专门从事于开原马市的居停中间贸易，这就是开原马市“南北二关”的主要利益矛盾点。
所谓“居停”，就是充当贸易中间人，从事转手贸易。
这种转手贸易就是南、北关将从明朝得到的朝贡赏赐和开原马市贸易的布匹、手工业品、农具贩运至深处女真，换取大量的皮货和山货。
同时，引导深处女真部落前来开原马市进行贸易活动。
开原马市贸易，特别是貂皮贸易的繁荣，最终形成了海西女真南北关强酋和开原将领、势家共享的利益格局。
开原马市贸易由此为女真强酋和开原将领、势家所垄断，双方甚至结成亲戚，共同分享巨额的贸易利益。
辽东与女真地区的贸易主要有两条贸易路线。
一是自黑龙江下游上溯黑龙江、松花江，更折向西南经今哈尔滨附近南抵开原；二是自朝鲜咸境南道，循图们江东北行，经长白山绕松花江上游，西南行至开原。
这两条从女真地区到开原马市的贸易路线，被女真人称为“金路”。
龚正陆心里是很清楚的，能从“金路”上攫取最大利益的并不是哈达、叶赫或内地而来的商人，而是由军功而起的辽东将领和势族。
王缄与顾养谦的争执，也并非全源于“主抚派”与“主剿派”之争，而是南北关势力失衡和辽东将领利益格局的转变。
王台死后，其所为哈达部建立的贸易垄断王国瓦解，北关逐渐掌握了贸易和军事的优势，而南关则陷入内斗当中。
南关的内斗与继承王台遗产直接相关，虎尔罕之子歹商、康古鲁和孟格布禄彼此之间争斗不休。
这其中的具体纠葛，养在深宫的朱翊钧不知道，客居辽东多年的浙商龚正陆却是了解得十分详细。
孟格布禄继承龙虎将军一职后，成为南关之主，而不得南关之利，于是逐渐倒向北关，与康古鲁形成了反对歹商的联盟。
万历十五年十月，康古鲁诱引歹商部属阿台卜花反叛，夺获南关大寨、歹商妻子及全部敕书。
歹商逃奔开原后，开原参将王缄数次派遣通事高应魁进行调解，但康古鲁和孟格布禄拒绝归还大寨和歹商部夷。
同时，孟格布禄又纳娶歹商妻室，吞并其家产。
而开原方面认为，康古鲁此次诱引阿台卜花反叛，乃是北关叶赫唆使，而孟格布禄阴助之。
如此一来，将导致南关并入北关。
开原方面誓保歹商，主要是怀疑康古鲁和北关相勾结，而孟格布禄今后若顺从北关叶赫，将难以为开原屏障。
故而开原兵备道王缄派遣南关马市通事崔得忠，传调南关三酋前来听谕，欲解决其内部矛盾，强令康古鲁和孟格布禄归还歹商妻子部落和敕书，而康古鲁坚执不从。
于是开原出动兵马近三千人，包围康古鲁寨，擒拿康古鲁，押送广宁监狱；又强行为三酋剖分夷寨、部落和敕书，勒令孟格布禄归还歹商妻子。
孟格布禄身为龙虎将军、海西女真之主，却因开原私利而屈从歹商之下，自然不能不有所触动。
于是，孟格布禄联合北关叶赫与西边的蒙古科尔沁部，再次图谋吞并歹商。
这就是顾养谦给皇帝奏疏上的那句“孟格布禄已叛”的真正缘由。
龚正陆想到此处，不由便微笑起来。
蒙古部落通过女真部落间接与明朝互市，而女真则借兵蒙古的传统，其来已久。
北关叶赫与科尔沁部之间，存在一条由开原、北关、科尔沁、索伦、北山野人、以至西伯利亚森林部落的贸易路线。
南关对于开原贸易路线的垄断，阻碍了这条西北方向的内陆亚洲贸易通道。
而明廷的女真政策一直有孤立、削弱蒙古势力的战略意图，因此北关选择与科尔沁结盟，与蒙古部落发生联系，恰是明廷的大忌所在。
马市的队伍缓慢蠕动着，不一会儿就轮到了龚正陆。
龚正陆笑着拿出敕书递过去，任由守市宫兵对着车上的皮毛翻翻捡捡也不动气。
北关与南北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双方争夺开原马市支配权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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