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定元年三月，忽必烈召集窝阔台庶长子合丹、察合台孙阿只吉等西道诸王，塔察儿等东道诸王来到开平，率先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之位。
合丹、阿只吉两位西道王公当时封地在西夏故地一带，此前多承蒙忽必烈在汉地照应，而塔察儿作为东道王公封地在辽东，与汉地尤其是燕京地区往来密切，与忽必烈也早就结下了战略同盟。
没有无缘无故的拥护和忠诚，一切都是利益交换罢了。
景定元年忽必烈这次的忽里台大会堪称乞丐版忽里台大会，窝阔台系的合丹不是嫡系汗王，察合台系的阿只吉也不是嫡系汗王，术赤系更是人都没来，东道诸王老大塔察儿倒是来了，可黄金家族里东道诸王本来就不是核心成员，最多只能算是重要参与者，份量跟嫡系王公相比差远了。
忽必烈长期执掌汉地，对汉人那一套玩儿法熟得很，为了争取中原臣民支持，他在忽里台大会上不仅即位为蒙古大汗，还即位为蒙古皇帝，塔察儿、合丹几个人配合忽必烈连续三次“劝进”，忽必烈也学中原皇帝一样连续谦让最后三次最后才同意称帝，并在即位后立即发布即位诏书，改元中统。
不管怎么样，不正规的乞丐版忽里台大会也是忽里台大会，这玩意儿就跟契丹人的柴册礼一样，什么地方什么人都是次要的，只要你柴火烧了，大会开了，大汗也好皇帝也好，事实就已经形成了。
忽必烈懂这个道理，阿里不哥自然也懂这个道理，只是没想到二哥会这么不讲武德，只好被动接招，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大汗，四月阿里不哥便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大会也即位大汗。
一山不容二虎，蒙古也容不下两位大汗。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率先在川陕地区开打，由于陕西京兆一带曾经是忽必烈封地，忽必烈在当地根基深厚，而蒙哥南征时带到川陕一带的许多大将又与阿里不哥关系密切，所以川陕地区矛盾极为尖锐，阿蓝答儿率军从和林南下来到六盘山与浑都海会师，两人起兵北上准备直取开平。
阿里不哥在川陕有浑海都这张牌，忽必烈在川陕也有牌，金莲川幕府成员之一的廉希宪时任京兆、四川两地宣抚使，浑都海起兵后立即下令时任巩昌蒙军主帅的汪良臣率兵讨伐浑都海。
廉希宪是个维吾尔人，蒙古西征时其父布鲁海牙投奔铁木真，后来到了燕京生活并生下廉希宪。廉希宪自幼饱读群书，儒学造诣深厚，忽必烈在燕京时将其收入麾下，长期以来十分倚重。
一个维吾尔人，因为儒学文化深厚，被蒙古领导赏识重用，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包容万象，从古至今都不缺文化自信。
南宋宝佑二年，因为搞不清楚弟弟忽必烈到底姓蒋还是姓汪，蒙哥把忽必烈总领汉地职务罢免，只留下陕西河南作为封地。廉希宪在此形势下走马上任京兆宣抚使，到任之后，他兴办学校抑制豪强，大力整治京兆府当地不法行为，很快便使得当地社会风貌焕然一新。
京兆府管理得好，蒙哥南征之后顺道就也将四川交给了廉希宪管理，但管理的州府再多，廉希宪手里毕竟没有兵权，浑都海起兵之后，川陕地区唯一有能力与之抗衡的就是巩昌的汪良臣了。
汪良臣是汪世显第四子，蒙古大将汪德臣弟弟。汪德臣战死钓鱼城后继承了哥哥爵位继续担任巩昌一带蒙军主帅。汪德臣虽然战死钓鱼城，但巩昌的军队都是当年汪世显在金国时候的旧部，除了汪德臣带走南征之外还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兵力，依然有着很强的实力。
廉希宪找到汪良臣讨伐浑都海，汪良臣却犯难了：忽必烈是大汗，阿里不哥也是大汗，他们兄弟俩打架旁人进来掺和，万一押错了宝以后岂不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兵贵神速汪良臣却不愿出兵，廉希宪急中生智，将自己所带虎符、印信取下交给汪良臣作为信物，称奉皇命任命汪良臣为陕西所有蒙军主帅，率军讨伐叛军，诏书就在路上马上就到。接着又取府库一万五千两银子交给汪良臣作为军饷，命令其速速发兵。
汪家是从金国过来的，金国是正统封建王朝，发布命令得用正规诏书。蒙古大汗怎么下令的汪良臣不懂，但是廉希宪一番话说得他不得不信服，人家宣抚使把虎符印信都拿下了作为信物了还有什么好怕的，不管谁当皇帝，他只认正规诏书，既然廉希宪说了诏书马上到，那就相信廉希宪，毕竟在陕西跟着廉希宪混了多年了，不陌生。
再说了，人家领导连军饷都提前给咱考虑好了，不跟这么贴心的领导还跟谁去？
打消了后顾之忧的汪良臣立即点起巩昌军队北上，而当时浑都海和阿蓝答儿的进军也不顺利，刚刚北上不久后就在凉州被合丹击败，进军受阻后又被汪良臣追上，蒙古中统元年九月，汪良臣在耀碑谷（今甘肃山丹县东乐镇）堵住了浑海都和阿蓝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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