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权强硬的宰相章惇走完了一生，自入朝为官以来，追随王安石推行熙宁新法，接着为了扞卫新法与司马光斗、与文彦博斗、与高后斗、与向太后斗，所有守旧势力全都是他的敌人，与欧阳修类似的，章惇为官的一生同样堪称斗争的一生。
但欧阳修副宰相都没能稳坐几年，章惇却能副宰相枢相连续做最后做到首相，原因就在于章惇强悍的执政能力，他在位首相的绍圣年间，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尽数恢复，青苗法由原来的二分利息降为一分利息，同时严令地方政府搞强行摊派，不再对地方政府的青苗收入进行考核，大大减轻了青苗法给百姓造成的损失。
此外、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法条例也全部做出了调整，将其中受诟病最多的内容进行了极大地改善，新法的施行越来越深入人心，真正实现了王安石追求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靖康之变后赵构跑到杭州建立了南宋朝廷，在反思北宋亡国之痛时发现无论怎么分析都是自己爹作大死占最大原因，无奈之下只能往上追溯，徽宗之所以亡国是因为用了蔡京等奸臣，蔡京以前是跟着章惇混的，那章惇就必须是奸臣，连带着新党的其他大臣如蔡确全部打成奸臣。
如果不是王安石个人风评太好，搞不好连王安石也会被赵构打成奸臣，南宋的官方认证，大家当作笑话也就行了。为了理想奋斗终生的章惇，理应值得尊重。
章惇的离开给了曾布机会，韩忠彦接任首相，而曾布从枢相任上调任中书出任次相。
拥戴徽宗即位，政治倾向中立，出任次相的曾布满怀希望，认为首相之位近在眼前，只差一步就能达到。
只是可惜，就这一步，他以后再没能跨过去。
韩忠彦、黄履这些人都是哲宗朝的旧臣，徽宗对他们并不熟悉，即位之后凡事常常与曾布商量。在曾布的建议下，徽宗打算采取相对温和中立，新旧两党兼容并包的执政理念，元丰三年结束后，将第二年改元建中靖国。
年号非常难听，有点儿靖国神社的味儿。
本意是好的，中和两派政治势力，实现大宋帝国伟大复兴。怎么复兴咱不知道，只知道给徽宗出主意的曾布接下来的仕途是再也复兴不起来了。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正月，向太后病逝，出于对向太后崇高的敬意，徽宗给向太后安排了高规格的山陵待遇，次相曾布出任山陵使监造太后陵墓。
按照惯例太后山陵使履职完之后不用辞官，但曾布在工地忙活了几个月回来后发现迎接自己的不是嘘寒问暖，而是谏官们激烈的弹劾。
御史陈次升、右正言陈瓘屡次上疏，指责曾布妄自尊大、目无礼法、败坏时政。
也不知道哪儿得罪了这批谏官突然发难弹劾自己，曾布一时招架不住，派人去找到资格比较老的陈瓘打算私了，劝他说别再弹劾了，将来重点提拔您老人家。
谁知陈瓘不屑一顾，就是要斗争到底，无奈之下曾布只好找到徽宗汇报，徽宗一听小事一桩，授意曾布拟了诏书将陈瓘贬出了开封。
之所以护着曾布，是因为旧党们已经彻底惹毛了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在旧党大量回归朝廷之后，谏官们纷纷上疏请求恢复元佑制度，全面废除绍圣法令。要知道元佑年间那是高后对神宗的反攻倒算，好不容易哲宗后期把路线给拨回来了，向太后重用的旧党人现在又想把路线改回去。
徽宗虽然吊儿郎当，但神宗哲宗一个是爹一个是哥都连着血缘，高后向太后两个女人跟大宋皇室半毛钱血缘关系都没有，应该坚持谁的路线他心里清楚得很。
朝廷上有新党大臣给徽宗上疏说，首相韩忠彦是曾经首相韩琦的儿子，当年韩琦反对新法，现在儿子坚持父亲路线继续反对新法。那凭什么宰相的儿子都可以继承父亲遗志，却不允许陛下继承两位先皇遗志？
越想越气的徽宗决定把路线改回去，什么建中靖国，从来就没有什么中间派，要全面恢复神宗法令。年还没过，下诏第二年再次改元，改为崇宁，意思崇尚熙宁。
熙宁新法就是接下来要坚持的路线，徽宗就要看看朝中谁赞成，谁反对。
朝里最大的旧党头子当属首相韩忠彦同志，这位仁兄自任相以来执政路线只有一条，任用旧党，复辟旧法。
首相是旧党，次相也不算新党。在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后，曾布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名机会主义分子，坚持中立主义，誓要把墙头骑到穿。
在这种情况下，徽宗对两位宰相的不满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形势下，朝中亟需一位能与徽宗志趣相投的铁腕人物来帮助徽宗重振朝纲，再一次富国强兵，make big song great again。
这时候，徽宗身边的贴身宦官悄悄告诉他，远在千里之外的杭州府有一位新党重臣，能力强有魄力，因为不受向太后待见被打发去了杭州，现在正是起用的大好时机。
这位大臣不是别人，正是早在哲宗朝就已经大名鼎鼎的蔡京，而劝徽宗召回蔡京的宦官叫做童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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