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即位之初的元佑年间，高后尽心辅政。但由于其本身极为保守的政治倾向，高后尽废新法，熙宁变法的成果几乎废除殆尽，加上西北连年战争，北宋朝廷财政又亮起了红灯。
在神宗即位初年，国家一年收入是5000多万贯钱，熙宁变法之后，收入增加到7300多万贯钱，但是在元佑年间新法全部废除之后，国家岁收仅剩4800多万贯钱。
财政收入下降34%，换谁当皇帝都得急，因为按这个势头下去国家只有灭亡的份儿。可高后不急，原因很简单，她不是皇帝，国家的富强、发展，对她来说根本不重要，她要的是按她意志呈现的一个安定祥和的国家，王安石和神宗给国库攒够了要花的钱，骂名他们来背，我高后一定要做一个女中尧舜。
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女尧舜高后不急，大臣们也不急，宰相吕公着吕大防们要的是忠臣贤臣的名声，高后成了尧舜了，宰相那就是致君尧舜的名臣了，国家财政破产什么的有什么可害怕的，再怎么破产也轮不到宰相自己家。
国家如果危难了，第一个直接承受后果的就是皇帝哲宗，高后和旧党宰相们不在意，不代表哲宗不在意。
哲宗十岁即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元佑七年，哲宗大婚娶了孟皇后，十七岁的哲宗已经对朝政有了多方面的了解，按照封建社会制度，皇帝大婚意味着已经成年，应该也必须要亲政了。
奇怪的是，高后只字不提还政，大臣们也完全不提还政，仿佛成年的哲宗就是还应该在高后的操纵下当一个傀儡。
高后虽不还政，却已经察觉到了不和谐的气氛，眼看着自己与哲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尴尬，便在一次早朝过后问哲宗，大臣们早朝议事，陛下为何一言不发？
哲宗回答，娘娘已经吩咐大臣处理过了，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北宋朝会议事常在垂拱殿，垂拱殿规模不大，高后和哲宗相对而坐。大臣们汇报国家大事面向高后，背对着哲宗，汇报之后经过高后决策，这事儿就算完了，哲宗从头到尾插不上话，只能看到大臣的屁股，也确实插不上什么话。
年迈的高后意识到了自己的专权已经引起哲宗的反感，可权力这东西一旦沾上就如同沾上了毒品，轻易无法戒除，高后坚决不放权。为了防止死后被反攻倒算，元佑八年七月，百病缠身的高后召范纯仁回朝担任次相。
首相吕大防、次相范纯仁，这两位是旧党的核心人物，也是高后的政治同盟。元佑八年八月，高后病情进一步加剧，吕大防和范纯仁到宫中探视的时候高后再三交代，自己死后务必尽心辅佐哲宗，防止皇帝被人蒙骗恢复新法。
病入膏肓的高后还惦记着大宋的天下，可她不知道哲宗已经忍无可忍了，多年沉默寡言的哲宗听到高后给宰相们交代身后事，突然怒斥二位宰相，把吕大防和范纯仁撵了出去。
吕大防和范纯仁出了后宫之后面面相觑，两位宰相心里明白，自己的政治生涯怕是到头了。
交代完身后事，元佑八年九月，高后病逝，结束了她“女中尧舜”的垂帘听政岁月。
由于高后的特殊政治地位，首相吕大防担任了山陵使负责给高后监造陵墓，墓成之后吕大防回朝，按照惯例辞任首相，按说高后毕竟不是皇帝，山陵使没有必须卸任宰相的惯例，可哲宗没有挽留，直接准了。
哲宗元佑九年（公元1094年）二月，首相吕大防罢相外放，户部尚书李清臣、兵部尚书邓润甫分别担任副宰相，进入宰执。
旧党的首相吕大防罢相，而新党的李清臣和邓润甫两人进入宰执，朝廷的政治风向再一次风云突变。
当年三月，在哲宗的授意下，李清臣主持当年的科举考试，殿试的策论出了一道题，说现在国家全面恢复旧法但从民间到国库未见富饶，对外部边患采取怀柔政策但敌人仍然屡屡犯边，请大家畅所欲言，是恢复神宗朝时候实行新法讨伐西夏的国策呢，还是应该坚持元佑年间实行旧法怀柔西夏的国策呢？
当年凡是殿试策论支持旧法的，全部淘汰，所有榜上进士全部是新法的支持者。
变天了。
可就如同高后当初复辟旧法一样，哲宗想要恢复新法，一开始也是困难重重，殿试策论之后，副宰相苏辙对朝廷这种做法非常反对，上疏说如果陛下对元佑年间的旧法复辟不满，应当与宰执们商议，共同决定今后的政策，而不是直接把此事当作殿试策论出题，这样会导致朝政不稳。
苏家兄弟在新旧两法之争中，虽然名义上是旧党，但更多的像是中间派，并不赞成完全的倒向任何一方。
苏辙这封上疏言辞其实非常中肯，皇帝如果真的想改回新法，告诉宰执，大家一起想办法改回去。现在直接出题把底牌亮出来就说要改回新法，难免会造成朝廷的动荡。
上疏言事不过瘾，苏辙在朝会上又提起新旧法之争的事儿，而且还是在神宗朝就反复论证过的汉武帝用桑弘羊变法，后来国内动荡，影响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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