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国最主要的刺激手段，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比如，多印钞票，让你赶紧消费，手里的钱不花掉就贬值；降低资金的利率，让你借钱去投资；你还不投资，政府就自己发债募集资金让国有企业去投资，还有，政府上一些大项目，让大家都有机会赚点钱，然后去消费和投资，等等。
问题是，这么一直刺激下去，三驾马车都疯了，总需求真的能带来产量的上升吗？
回到先生的例子，如果市场上对先生的课程需求是无限的，人人都想听先生的课，但是先生的产量还是有限的。
为什么呢，因为就算先生24小时不吃不喝也不睡，先生一年至多也只能讲两三百场课吧。所以，如果先生的产量到达了极限，你再刺激也没用了，产量不会再提高了，因为受到生产能力的限制了。
这时候，先生会怎么做呢？
先生就会提高先生的课酬，谁出价高先生就给谁讲课，结果会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先生的产量没有增加，但是价格却上升。如果整个社会都这样，那么就会出现滞胀，经济增长停滞，同时伴随通货膨胀、产能过剩、财政赤字。”
吴楚之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在场的专家学者和场外的吃瓜群众都笑了起来，进而开始了思索。
“问题回到需求、供给上面，前面我说过凯恩斯主义只考虑短期问题。
其实在凯恩斯出生之前，有经济学家就认为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认为总供给决定总需求，而不是像凯恩斯说的那样正好相反。
比如你公司产量越大，卖得越多，你们公司才会进行更多投资，你们的员工才会有更多的钱去消费，所以说其实是总供给创造总需求。
那么从供给侧来看，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什么呢？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劳动，另一个是资本。
这其实也好理解，搞生产嘛，一要人手多，二要工具先进。比如，我的老师可以多雇一些员工来帮她做PPT，帮她找资料；或者购买更好的电脑和软件，增加这些要素的投入就会增加她的课程产量。
现在我们也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丁教授所在的华亭学术圈，那边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总需求不足是个伪命题，世界上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
你的产品没有需求，是因为你的产品本身不好，所以关键是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问题，而不是去刺激总需求，就是说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丁莼带头鼓起了掌，他便是一个供给学派的坚定拥护者，他的提问其实就是在给吴楚之站台，给年轻人大胆说话的空间。
吴楚之的回答，正是他想要听见的声音，没让他失望。
有站台的，自然便有拆台的。
第一个拆台的，来自本校，和曾慧娴不同的学派，乔万志教授。
乔万志作为一个做事非常古板的人，对吴楚之的学术水平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对吴楚之治学的态度，意见很大。
没有一点年轻人应有的谦逊！
“吴楚之同学，你的论文，结构非常不严谨！为什么没有参考文献？你以为你是钱伟长先生吗？”
吴楚之笑了笑，走过去指了指自己的论文，“乔教授，我在论文的前面就说过，本文不必参考任何文献。”
乔万志的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很有些吹毛求疵，但是吴楚之这样的解答，却让他们体会到了吴楚之的‘嚣张’。
上一个这么做的人，正是力学宗师钱伟长。
斐然的成就，让所有人见到作者名字后，就马上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本文确实不必参考任何文献”的设定。
可宗师泰斗有资格这么做，而你吴楚之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有什么资格这么说？
没等他们发难，吴楚之不客气的解释道，“文中的相关理论在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随处可见，我认为没必要写出来。
而我的文章是首次对需求与供给做出经济史的梳理和研究，都是我自己的观点，我引用谁的？新华字典还是仓颉造字？
我当然尊重钱伟长先生，但个性化的表达能否不只是成为权威专家的一种‘学术特权’？请各位教授不妨多想一下，我们的学术体系是否可能从机制上容纳更多个性化的表达和个体性的差异？
一篇有研究价值的学术论文，一定是在有了足够多的实践研究和足够专业的论证调查下才能写出来的。在此之外，无论是看似‘跳脱’的表达，还是贴合实际的描述，都应该有足够大的包容空间。毕竟说到底，学术研究还是要服务于内容。”
吴楚之的话让后排的学生们纷纷叫好，前排的老教授们也无可奈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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