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皇帝刘文济而言，安东国早已成为一块心病了，在他还是皇子皇孙之时，就对安东没有好印象，他曾多次见太宗皇帝为安东国那边的状况而烦忧愁苦。
等他继位，在常人视野难及的地方，安东国也给他添了不知多少麻烦，安东王刘文渊对太宗嫡传之挑战几乎是克制不住的，而十年间伴随着刘文济的各种非议、流言，只怕有一半都出自安东之手。
对于这种情况，刘文济很少有正回应，但不发作，不代表他心里不清楚，不只洞若观火，而且长记心中，一直等着一个机会。
准确地讲，刘文济等待的应该是一个合适的时机，经过十年的经营，他的帝位巩固了，皇权树立，军政大权基本掌握在手中，帝国发展以及内部矛盾都恢复到一种良好的状态......
另一方面则是，建隆六年的安东王刘文渊，已经快五十八岁了。若是壮年的刘文渊，以其野望与脾性，一旦被逼急了，那是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但这个年纪的刘文渊，即便想折腾，也得顾忌安东国以及他的王子王孙。
而皇帝刘文济比刘文渊整整年轻十岁，说白了就是欺其年老，等的也就是这十年的时间。若再过些年头，刘文济的年纪也更大了，届时就是有心，怕也无力了。
因此，有些事情，只有在特定的窗口才能办，一旦错过了，或许就是永远。事实上，从“夏竦—王钦若—皇帝”这条线，就能看出些问题了。
否则人口买卖的弊病，在帝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地方自发性的打击也持续多年了，为何偏偏在夏竦这小小按察一次行动、一次奏章之后，掀起如此巨澜？
关键在于，建隆时代的安东国，即便有各种矛盾与问题，但其千年未有之盛况，已经对帝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威胁。在所有的封国中，安东大不一样！
世祖皇帝当年不惜血本地向安东援助，支持其开拓，意欲巩固帝国东北边防。而半个多世纪后，帝国生生孵化出了一个海东盛国，东北边陲的蛮夷们基本臣服，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站在中枢的角度，安东国必需要削弱了，即便冲着其常年保持的8万军队，就得有点动作。你安东可不比安西三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宗教战争，在东北那旮旯，需要如此众多的常备军队吗？意欲何为？
于是，建隆六年的这场风波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也是自安东建国三十余年来，与朝廷之间矛盾积累一次大爆发。
夏竦的奏章，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甚至于在上达京畿之前，中枢就已经有人在讨论了。而皇帝也不出意料地出特殊重视，就此事召开御前会议，还是一次扩大会议，与会者除了政事堂宰相，还有皇室、勋贵代表及各部司大臣。
而对黑色产业，大伙自是千人一语，众口铄金，但涉及到安东国的部分，态度分化就明显了，有缄默者，有含糊者，还有情绪激愤、口诛笔伐者......
有无数前例证明，所谓会议，不过走个过场，尤其在这种君主专制的时代，规模越大，人越多，嘴就越杂，也很难对事件的处理与解决有什么实质的推动。
真正要紧的决策，或许在皇帝与宰相们的闭门会议中早就定下来，甚至在崇政殿内，就有基调了。召开那么一场会议，更多只是为了名分与大义，显得更孚人心罢了。
而在广政殿的御前讨论上，最终形成的决议就两条。一是进一步明确“对汉民买卖”非法贸易的犯罪性质，加重量刑，加强打击，并在接下来要求各地官府尤其是沿海官府，对相关事务进行整顿，保护大汉子民。
这，当然只是一种政治态度，乃至宣传口号，毕竟，只要能够正常进出口，只要利润依旧高昂，就永远少不了以身试法者。同时，真要进行有效打击，仅凭朝廷一道诏令，靠地方官府自觉，那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点，则是要求安东国那边，必须就此事，给朝廷一个交代。逾二十万的大汉子民，被当做货物贩卖到安东国，简直骇人听闻、天理不容......为了展现朝廷对此事的愤怒与重视，刘文济甚至遣理藩使萧景亲自去绥化宣诏。
以安东在帝国布置的眼线，尤其是京畿之内，即便远在绥化，也算是耳聪目明。甚至于，早在夏竦上奏之初，安东王刘文渊便已经收到了消息，跑安东航线的人口贩子可不只被夏竦逮住的那十几家，其余人等在凛冬降临后是迅速躲避抑或是逃亡能带给他们温暖的绥化城。
对此，刘文渊起初的态度有恼怒，但并不怎么当回事，并且在他看来，也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只不过，因为影响到安东这边，予以了一定关注。
然而，随着舆情愈演愈烈，尤其是朝堂之上的声讨越来越尖利，刘文渊便开始意识到不对劲了，但是，他依旧没什么动作，甚至连一些来自京畿的“关心”与“疑问”，都没有回复，只是默默观察、审视着局势发展，甚至有种看戏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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