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今天子刘文济在帝国哪里的民意支持率最高，那么绝不是帝国最为核心的统治区域京畿，也不是山阳、燕北那些名义上有血脉联系的地方，而是东南吴会之地，尤其是江南道。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刘文济能在江浙得到这般大的民心拥护，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并且绝不只是他皇帝的身份，以及在江南十数年的蛰伏。
根本原因在于，刘文济在江南期间，表现出的政治态度，其中有对江南文化风俗的鼓励与尊重，有对中下层僚吏士民的怜悯与体恤，还有对东南农商手工业发展的认可与支持。
有此三者，刘文济也自然而然获得了江南道主要阶级的认同与拥护，登基以来，即便有些整饬官场、民生的动作，对地方造成了一定动荡，但那也去腐肉、刮骨毒必当经历的阵痛。而仅仅通过废除康宗时代对东南地区的那些贡献，就足以俘获大批人心了。
而“端拱—建隆”时期帝国全面性的恢复发展中，也是江浙地区，势头最猛。当然，平心而论，这只是江浙地区多年积累后的正常爆发，而刘文济朝廷中枢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只是维持一个基本的“政通人和”。
如此，已然足够，毕竟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想要求更多，本身就是一种“过分”的奢望。就这样，朝野之间已经有一大波人在夸耀今上之功德了。同时，刘文济也是大汉帝国历代皇帝中毁誉最多的，评价之杂，甚至显得有些割裂，毕竟，朝里朝外还是有一大波人并不从心里认同并信服他这个皇帝。
但在江浙，当銮驾降临之时，在整个东南世界引起的反响，也是极其热烈的。江浙的权贵与官僚们，明里暗里组织迎候，就仿佛要把皇帝淹没在东南士民热情洋溢的欢呼中，以分散其注意力。
只可惜，刘文济从来都是一个主意很正的人，虽感其热情，但并不为江南的喧闹与乱话所迷，巡察途中，事情照办。用刘文济的话讲，他出巡是为了视察政治民情，而非游山玩水。
吏政治理，是他重点关注的事务，官吏的选拔、考察与培养事宜，他过问尤多，尤其是娄江学院出身的那些吏政人才，刘文济专门就此发表讲话，并对其中表现突出者，提出表扬与赞赏。
在上海时，刘文济驾临江海关总税务司，亲自接见税务总监下属的税务处长的梁同海，听取他关于江海关税务政情的汇报。在这方面，刘文济可是个行家里手，当年他可是在江海关总监下挂职锻炼过的。
这梁同海，就是娄江学院第一期毕业学生中的佼佼者，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从一属吏，爬到江海关税务处长，正六品的官职，这已经是出类拔萃了。当然，也是此人赶上了“第一期”的时遇优势。
除了官吏人才的培养选拔之外，贪腐问题也吏治管理中一个避不开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江浙的问题，严重程度同样居全国前列，这当然也是富庶地区的通病。
经济发达、贸易旺盛的地方，权贵豪绅云集、富商大贾扎堆，也最容易滋生腐败与权钱交易。同样是在江海关，在武德司、御史监察、上海按察的配合下，趁着皇帝南巡之际，揪出了一连串的贪官污吏。
江海关下属那些位卑权重的官吏，都不需要做一些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之事，只需在进出口贸易的监管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轻易挣到“泼天财富”。
作为大汉帝国第一座以“市”命名的城市，也是帝国最开放的城市，上海的风气与大汉任何一座城市都有所不同，所有打破传统的、光怪陆离的事物在这里都能出现，就连贪污腐败，都显得“别具匠心”。
受各种流言传说的影响，在许多不知情人的眼中，上海就是一座流淌着黄金的城市，商业的属性拉满，再保守的人在这里也不避讳谈钱，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已经诞生了，但那些人间罪恶、阴影与污秽，同样也笼罩着这座城市，尽松江与长江二江水都冲刷不掉。
至于皇帝驾临前后对上海自上而下的那些整顿，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在大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起起伏伏也是常事，死几个人更属正常。
这座大汉帝国最魔幻的都市，任何个人的生死荣辱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这座城市还在，围绕着此城形成的那套规则还在运行，他繁荣就不会褪色。
那场整顿过后，官场内外，相关人等，更加在意的反而是空出来职位，变化之剧如上海，这样的机会也是难得的，这不禁是机遇，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势与地位。
论对上海市的了解，刘文济绝对是大汉帝国少数看得比较清楚的人之一，但再临此地，即便开明如他，也不由心神动摇。很难想象，这座城市最终会发展到怎样一种形态，而刘文济下定决心的则是，中枢要加强对此地的监管控制。
要说东南官场在腐败问题上，还有一点尤为突出，那就是官、义二仓的亏空，当然，这个问题非东南独有，从朝廷建立、完善并落实仓储制度开始，就始终存在着，只是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严重程度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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