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德明（尚书令），刘继昌（吏部尚书）、李继隆（枢密使）、慕容德琛（尚书左丞）、郭仪（兵部尚书）、寇准（迁都察使）、向敏中（迁财政使）、徐士廉（刑部尚书）、王钦若（中书侍郎），这九人乃是端拱元年初时，政事堂的宰相分布，也基本代表着整个朝廷的权力结构分布形势。
然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个权力结构就支离破碎，这些站在帝国权力尖端的风云人物，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陆续离开，让出位置，交还权柄。
这是一个君进臣退的过程，整个过程谈不上平静，甚至本身就意味着混乱与失序，但事实上就是，政事堂的更新换代，一直很平稳，平稳到给人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这背后折射出的，自然是端拱皇帝低调而强大的掌控能力。
刘继昌、徐士廉二相公的倒台及去职勿需再言，端拱二年夏四月，乐平公、枢密使李继隆病逝于家中，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李继隆毫无疑问是大汉帝国军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开宝-雍熙-平康-端拱四朝元老，时代洪流都冲刷不走他的光芒，而中流砥柱乃是他在康宗朝最恰当的评价。
他有一个不错的出身，年纪轻轻又受世祖大公主刘葭的垂青，驸马也没有成为他释放光彩、展现能力的阻碍，从戎几十年，西征北战，沙场建功无数，少有败绩。
李继隆一生是平顺的，光辉的，灿烂的，功成名就，几乎没有劣迹，完全是一个人生赢家的模板，是朝廷着力宣传的勋贵精英的典范，也是诸多功臣子弟崇拜的对象，即便是那些昏昏碌碌的膏粱子弟，其梦想着也希望活成李继隆的样子。
即便少不了人酸李继隆的出身以及驸马身份的作用，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出色的军事才干，否则，大汉功臣勋贵那么多，世祖的公主也不少，除了杨延昭外，还有谁达到李继隆的成就。
生前是完美的，死后，对于这个帝国功勋、大汉枢相、皇姑父，刘文济也给足够的哀荣。废朝，敕着神道碑文，进功臣阁，恩荫赏赐，这些都是应有之义，同时，刘文济还让李继隆配享太庙，追赠潞国公。
虽然给予了李继隆崇高的身后待遇，堪称人臣之极，但不得不说，即便李继隆不病故，他枢密使的位置也当不了多久。
从雍熙、平康到端拱，李继隆这个枢相，已经担任整整十年往上，虽说这个过程属于帝国特殊时期，并且在这个特殊时期起到了拱卫政权、稳定军队的作用，但于帝王，尤其是一个掌控欲强烈的帝王而言，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大汉军制，枢密院虽然只有调兵之权，但结合李继隆几十年戎马生涯在军中积累的崇高威望，再加勋贵、驸马、四朝老臣、钦命辅臣这重重身份，结合起来所能发挥的威力，也是远超常人想象的。
在整个平康时代，帝国内外，有多少军队调动，都是李继隆主导的，又有多少弹压地方、剿贼平叛，出于李继隆的授意，这些都是说不准的。同时，若把那些旧事翻出来，严格依照条制来，一个逾制擅权的罪名是一点都不冤枉李继隆。
刘文济的心眼倒没那么小，他要针对的，不是李继隆这个人，而是这个人的身份并且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出于巩固统治、维护皇权的本能，他就需要采取一些行动。
而真正促使刘文济下定决心的，则是端拱元年李继隆怒讦徐士廉，致徐士廉及一批御史、言官逐贬地方之事。虽然刘文济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李继隆维护枢密院权威与军队利益的用心，甚至对徐士廉等人也存有看法，但他就是无法从内心释然这种被“威逼”的感觉。
有此一事，并且让他成功了，那必有二、三事，这是可作推论的，也不是一个志在有为的帝王能够容忍的。
刘文济性本沉静，登基之后城府就更加深沉，即便脑子里已经绞尽脑汁要换马，但面上一点也没表现，甚至日常间对李继隆也是各种体谅、慰劳。
而李继隆先于皇帝动手前的病逝，省却刘文济手脚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了个完美的生前身后之名，这或许也是一种时运。
李继隆既去，一场关于枢密使的博弈是免不了的，只不过这仍旧是军队体系内部的角力，准确得讲应该是军事贵族以及功勋将帅。其他人若敢染指，必遭反噬，即便皇帝也不敢贸然打破成行已久的潜规则。
不过，在端拱朝，真正能接李继隆班的，只有那么寥寥几人，最开始被列为公推人选的，只有郭仪、杨延昭、郭良平三人。
其中郭良平是争夺之心最明显的，作为第一枢密副使，他是距离这个职位最近的，年近七旬的他，没多少时间了，也等不了更久。
但同样，郭良平也是最不可能，甚至是第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不因他年老，也不是他功勋、资历不够，更不是因为出身不足，根子就在大汉军队的“陆海之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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